接到皇上的敕令后，玄奘想起了精通老庄道学的堂兄长捷法师。在取经回来建立译场之初，玄奘也曾派人往蜀地寻访长捷，但打听之下，得知长捷于武德年间离蜀游于江南，之后便不知所终。而在弘福寺译场的诸大德中，除辩机精于道法外，其他大德对道家玄理并不尽悉，加上武德年间引起的佛、道之争，贞观十年“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诏令的颁行，更使诸佛门大德对道家成见更深，而道宣律师等人更是极力反对将《道德经》译成梵文。
玄奘明白太宗敕令弘福寺翻译《道德经》的用意，此举对调和佛道之争起到缓解的作用，是太宗“三教调合”政策的重要一步。当时，传统的儒教一直被奉为国教，而道教祖师姓李，故被李唐皇室视为本家，唯佛教是外来文化，极易受到本土文化的排拆。而太宗对取经和译事的大力支持，也明确了佛教的地位，使佛、道、儒三教形成鼎立之势。
于是，玄奘和辩机一起，会同京城五通观道长蔡晃、成英等共同翻译《道德经》。五通观是道家“华阳隐居”陶弘景真人所传金丹大道的上清派道观，上清道士一直秉持陶弘景真人“佛道同源”、“三教合一”的理念，所以也能超然于佛、道相争之外。
在五通观，两位道长将《道德经》的玄理奥义向玄奘和辩机详细述说一遍，再由玄奘大师句句披析，穷其旨理译成梵句，由辩机执笔书成梵文。译成之后，蔡晃请玄奘为《道德经》作论注释，成英又请写序。玄奘大师为了维护弘福译场的团结，因而婉转地推辞了两位道长的请求。
之后，玄奘又依据南朝真谛三藏的译本，将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成梵文。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太宗任命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为大唐西域正使，左骁卫蒋师仁为副使，携带大唐致西域各国的礼物以及梵本《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再度出使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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