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体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朗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不过顾问而已。当是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几可视为真宰相，惟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谈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厉害关系等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递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内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手，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在这方面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公正和决策得当与否。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的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并不为过，甚至可以说相当强盛。
但张居正在位期间，这个关键的政体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极为出色的个人能力暂时压制并积累了起来。
在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辈，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缺少了象张居正这样一位有着极强个人能力的执政者后，之前因政体转变而产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积累下来的弊端，马上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就引发了万历朝的“癸已京察”“辛亥京察”“丁已京察”等数起大纷争（3）。
这些纷争直接可以看见的结果，就是使得朝中门户党派之争大兴，纲纪朝风日益败坏。其门户当时有以人名称的顾（天飐）党、李（腾芳）党，有以地域划分的秦党、南党、昆党、宣党，有万历四十年之后大盛的齐党、楚党、浙党等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也是因“癸已京察”之纷争而兴起的。
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癸已京察”，是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负责的。
按照明旧制，吏部之权特重，居于六部之首，它负责官员的选授、封勋、考课，而内阁大臣则至多领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但不领铨选。然而自张居正开始，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在张居正死后，经过宋壎、陆光祖两代吏部尚书的努力，终于又夺回了权利，得以继续与内阁首辅相抗衡，哪怕是在礼仪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时代，譬如道路相遇无须避让等等。唯一没有夺回来的权利，是在京察时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吏部还是要先告知阁臣，才能上奏皇帝。
孙鑨上任后，一方面试图夺回原属吏部现在落入内阁的权利，一方面为了澄清吏治，于是在顾宪成等人的协助下，和李世达、赵南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罢免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有各级官僚的门生和亲属，并且将处理结果不经内阁，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处罚官员也还罢了，这多少还有点转圜的余地。但他们想夺回原本属于吏部的权利，越过内阁直接上疏皇帝，这就触及了现在内阁势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们直接得罪了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
经过数个来回的较量，这次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内阁势力大胜。孙鑨被停俸，赵南星被革职为民，不少为赵南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谪谴，如高攀龙、顾宪成，另外受牵连的还有李世达、赵用贤、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顾宪成终于也被逐出朝廷，遂于家乡起东林书院，东林党因此而起。
“癸已京察”不但引发了朝中的门户之争，也是东林党兴起之发端，这一事件对万历朝及以后的明朝政治格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癸已京察”中的主力干将赵南星等人，日后也基本都成了东林党的主力干将。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浙、楚诸党遭到了他们的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后来的齐、浙、楚三党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这次“辛亥京察”南北两直隶的形势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贯划分的齐、楚、浙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