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丁已京察”，齐、浙、楚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其实党争并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样严重，只不过因地方官员不如在首都的官员那么集中，那么朋党关系复杂，所以影响没有京察大而明显。
通过这几次京察，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轮到东林骁将赵南星来主持。他乘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贤门下，终于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4）”，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了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都莫不如此。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已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了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已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到：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出现了这样一种客观结果，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是断断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5）。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当时的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直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直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明军兵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均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6），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厉害，有厉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多少变了点味道。<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