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化也笑着说，我的脑筋转的慢，只顾说，顾不上想，意思明白了我就不说了。说罢大家又笑。
孔子的脸一下子又红了，言外之意，看来圣人的出现是我孔子的错了？尽管后来的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有很大差距，但做为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也很难一下子从被动的思想状态里适应过来，这被称作受牵连，有时也可以叫做牵怒——不是自己的错，但与自己有关。咱们中国人统常都很难把这两种情况分开。追究责任时你逃脱不了干系，究竟你有多大的责任，得看领导一句话，这就是领导的权威。而当事人统常都无力反驳，或越反驳、越倒楣、越被动，或者根本就不给你辨论的机会。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不知不觉产生的。再遇上个无良的领导，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也就产生了诸如“替罪羊”的概念。如果有法可依的话就会好一些，当事人可以当庭辩论，但结果如何也不好说，得看环境，看有没有真正法治的环境。小可我又扯远了，不提题外话了，还说孔子。孔子多多少少有些护犊子的情节，但做为一代圣贤，受子孙后代无限敬仰，孔子本人也是很受用的，突然遇到这么多怀疑、拷问、甚至是责难，孔子心理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以前也经常耳根发热，但那必竟不是面对面，而且是遇到社会大变革，大势所趋，何况人又不在跟前，不听也就罢了。现在不一样，是面对面，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躲都没处躲的，只能硬着头皮听了。更何况老耿和高文化都是晚了多少辈的人了，又不同于在山洞里听周公老祖宗的教训，可想而知孔子的处境有多难。但说到底，孔子到底是大家，心里虽不好受但服理。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但究竟“圣人”这个词汇的出现是谁的错，孔子也不甚清楚。所以孔子面子上虽然不是很好过，但内心仍能保持一份淡定，而且也很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委。更更何况除了周公以外，老耿和高文化对他和周公的底细都一无所知。所以孔子想到这儿，心理就更加平静了，听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
老耿接话道，社会崇尚君子，就像人喜欢吃某种味道的食物，固然没有错，但把“圣人”绝对话就不对了。人吃药看病也只是扶正祛邪。“穷寇莫追”也是一样的道理，都不能走极端。那么“圣人”这个词最早出自哪里呢？
高文化说道，“圣人”一词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有，比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黄帝内经》里也有，比如：《素问卷一》有“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老子与孔子是同时期的人，《道德经》里有圣人的词语并不奇怪，那么《黄帝内经》里怎么也会有呢？我的主张是《黄帝内经》要么与《周易》同期，要么更早于《周易》，所以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
老耿接话道，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帮你解决掉。
高文化高兴地说，是吗？那可太好了，洗耳恭听。
老耿会怎样解释有关圣人概念的冲突呢？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