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正街，到尽头，踏着石板路面左转下一个斜坡，就进入长约三十米、宽不到四五米的盐巷子，再继续下坡行走二三十米，可到小河的木桥桥头，过桥，对面就是农贸市场。
经营一月，我们心里有点谱了，尽管铺子老旧，店面没档次，可每到逢集，营业额比较稳定，天晴时一千二三，遇上双休日一千四五，下雨时七八百，冷场大约三四百，粗略算算，扣去每日房租，盈余还是明显的，比我上班强。
另外自家铺子还有个优势，门面外有一块水泥地面的斜坡，大约二三十平方，逢集时可把东西摆出去，既然货卖堆山，以后刘玉芳摆出去的东西越来越多：门口左边垒砌卫生纸，右边放一大堆未拆封的瓶装饮料和啤酒，斜坡上还摆着散装炒胡豆、炒豌豆、炒花生、炒瓜子等，摆出一副零售兼批发的样子，而乡下人就爱便宜，即便吃不了用不了那么多，见货物如山，就以为价廉，以批发价买回家里慢慢吃慢慢用。而正街上的三家超市，一出门外面就是街道，根本没地方摆放货物吸引买主。
再说打了七万多的欠条，钱当然要付的，一分也不会少，欠人家的钱，我们总挂在心上，寝食难安，当妹妹的五万元打过来后，某日邓老板开着大货车到古镇批发鸡蛋和大米，立即付了五万，叫他打个收条，此时还剩两万多欠款，压力不算太大，总算松了一口气。
交付五万之前，其中还有个曲折，那位发放准生证给我们的亲戚，母亲是我表嬢，在正街上经营一家小杂货铺，专卖鞭炮和纸钱之类，某日冷场，她突然走到旺旺超市里问这问那，当问及我们盘下铺子的具体算法和总额时，露出一副苦瓜脸说道：唉，你们当猪了，接手别人的铺子，固定资产必须打折，连店内的货物也得打折，七万多起码亏了一万多。到此时我们才明白真相，不由得悔青了肠子，然而打了欠条，按了手印，黑字落在白纸上，想反悔也不行了，除非上法庭打官司，不过打官司十有也会输的。
当时黄葛垭的中小学刚合校，联校校长是我发小，姓周，比我大几岁而已，人却很老道，曾经下海经商，并掘得一桶金，别人尊称他为周校长，而我则叫他周哥，颇有些哥们弟兄的味道，生活或生意上遇到难题总会向他请教，于是打了个电话，说明我盘下铺子的前后过程，请他分析并拿出对策。
周哥听了我叙述，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钟说道：既然打了欠条，打官司也没用的，可以说无法补救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你们还没付款，最好也是最无奈的办法，就是拖！先给付一部分，剩余部分拖着不给，拖延到猴年马月也不管，每次来要钱，就一句话打发，没钱，一直等到他失去耐心，主动降低总额，到了你们认为能够接受的数额，才最终付清全款。
挂了电话，我噗嗤一声笑了，想到堂堂一校之长居然为我出这种歪主意，实在难得，不过转念想，商场如战场，此话不假，为保护己方利益，不得不使出些非常之手段哦。
把周校长的意思透露给站在旁边的刘玉芳，她却摇摇头：不行，人家三天两头跑来讨债，我们的脸朝哪儿放？
还是我姐姐为我们挽回了些损失，她在成都生活，超市开张，特意回乡帮了几天忙，得知盘点铺子吃亏，直接找到邓老板谈判，她见多识广，很有口才，谈了两三个小时，邓老板不得不让步，从总额里减免五千元算是固定资产打折，如此算下来吃亏不多了，在后来的两三月，分两次付清了全款。
开了超市，为省工钱，只请陈秀嫂一个雇工，刘玉芳当然劳累，我也很累，住在超市二楼上，每天很早就起床，先和刘玉芳一起打开卷帘门，先搬两块门板，再搬凳子，然后把当日售卖的东西一一搬出去，货物太多，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半小时时间，搬完东西，匆匆走进镇上的小吃店吃一碗排骨面，再以小跑的速度步行回到石河村小学上课。
有时候两口子心情好了，刘玉芳经常把手伸出来和我对比，说道：看你的手细皮嫩肉的，而我的手，粗糙得不行，你天生就是玩的命，而我天生就是累命。
我摸摸她的手，的确像树皮一般的豁人，笑着应道：既然你是累命，累着当然舒服一些。
超市开张的头两三月，在古镇尚未立足，一切都是未知数，两口子都在忙忙碌碌，反而没吵过什么架，而我胸中隐藏着的毒药也暂时没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