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在这种情况下，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对当时齐国无力再霸之后的险恶形势，以及楚成王想打通控制中原的贪婪野心问题。宋国该何去何从？
历史上的论者，乃至现代的历史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宋襄公因为拥立齐孝公的“功劳”而“野心膨胀”，自己想当霸主。
真的是这样吗?
兹甫即位时，已经30岁开外。在位期间，执行“从霸”国策约有八年。八年前他能面对君王之位而有条理的论述别人为什么比自己更合适，八年后能轻易地使自己的“野心膨胀”吗？宋襄公之所以“图霸”，一则是出于时事所迫，再则就是心中的一种“大商国的悲壮梦想”；他是出自维护宋国利益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走向我们不应如此简简单单地称之为个人野心。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不能击人不备，要等对方都准备好了再开始。这场仗被人挖苦了千万次，而且此战之后，襄公受伤加郁闷不久就病情加重逝去了。泓水一战，兹甫从此成为天下人笑柄，不知可笑的是他，还是天下人。
兹甫做的最后一件可以载人史册的事，就是在泓水之战后厚赠重耳。身受重伤的宋襄公，身心都遭受了重创，当时国内就一些有势力的公族“怨声载道”，直接攻击宋襄公，虽然他不断给别人解释：“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列”，但面对国人的指责与其他国家的嘲笑，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列国间流亡的晋国公子重耳一行人到了宋国。重耳不是不知道宋国新近战败受重创的事情，但他还是来了。大概是宋襄公的仁义道德理念吸引了他。
但这时的宋襄公连活动都很困难。身体的不适，仁义理念的挫败，兹甫面对前来求助的重耳还会如何选择。
襄公派了大臣公孙固去见重耳，既表示欢迎重耳，又述说了困难；但出手却是非常大方，这对极度困难的重耳来讲，无疑是份厚礼。宋襄公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不要求任何回报。
与此相反，重耳离宋后即去了楚国，泓水之战的另一个主角楚成王也看到了重耳。重要的是比兹甫更“慧眼识珠”的发现了重耳的潜质，知道这是一个“绩优股”。他在热情地招待重耳一行的同时，也直接问了一句：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
楚成王与重耳不是英雄惜英雄，而是一场商业谈判。对比之下，重耳说不定此时在心中已经非常敬重那位世人谓之痴的宋襄公。
宋襄公去世数年后，楚又侵宋，宋求救于晋。晋文公重耳追念宋襄公当年厚赠之情，出兵与楚国进行了著名的“退避三舍”的城濮之战，大获全胜。重耳不但报答了宋襄公的厚赠之情，也在诸侯中为自己争得了仁德之名，成了继齐桓公之后另一个实至名归的霸主。
故事看到了这里，不禁感叹宋襄公兹甫的一生，感叹有趣的命运，我到宁愿相信宋襄公的处事是源于“仁”。我们民族性里有太多的妥协，太多的曲径通幽，缺少了那么一种明知与世界与不一样，我仍相信我是对的的风骨；那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节。何为真仁义，何为假仁义？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一种原则从出生坚持到死亡，无论这个原则使他遇到了多少挫折仍不改初衷。那么真与假已经无益，行动比思想更重要。
千年已逝，可有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