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们怎么办?”珍儿指着二人问道。
“先捆起来再说。”我和医生一道把两个劫匪按坐在地上,让两个人背靠背,用拧成条状的床单把他们俩困了个结结实实。
“报警,让警察来处理。”我说。
“乘警可能都下车了。”白医生道。
“难不成放了这俩?”我感到这事有点难办。
我又回到餐车,看见刚才问话的那个乘警正在整理一个手提包。
我把事情的经过跟他大致说了一遍。
“我会通知别人的来处理的,我现在也要走了。”他心不在焉道。
“也只能这样了!”
正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又说:“你们跟我走吧,这一带我比较熟,这附近有一个村庄。”
我回去跟珍儿和白医生商量了一下,二人都同意一道去。
于是我们三个各自拎着随身行李,跟着乘警走出了车厢。
我们随着人流向列车车头的方向慢慢走去,前方是一座铁桥,铁路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弧线的另一头是一条隧道,半匹山塌了下来,在洞口堆成了一座小山。
一阵暖融融的山风吹来,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只见我们周围都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山上开满红色、不知名的野花,他们在风中急促晃动着身体,在我眼里,每一朵花就都是一个滴血的、鲜活的生命。
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天问:我是谁?我来自哪?我将去向哪?
有诗云:万点红芳血色殷,为无名字对空山。
我们走过一座铁桥,乘警已经跑到了这支难民队伍的前面。
“跟我走,跟我走。”我在风中隐隐听见了他的喊声。
领头的一群人开始往铁路的右侧走下去,下面是一个缓坡,坡上绿草如茵,飘来阵阵清香。
即便是世界末日,春天还是不合时宜地到了。
我走过一个缓坡又进入一条干涸的河床,那些硬的鹅卵石硌着我的脚,疼得我几乎快要摔倒。
我回头看了一眼,珍儿和白医生已经牵上手了。
我艰难地往前走着,超过了几个速度慢的。前面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一个婴儿,左手拎着一个包,右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那小男孩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声哭着。城里的孩子哪吃过这个苦。我紧走几步赶上了他们,一把抱起了那个小男孩。
他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凄楚一笑,眼里充满了感激。
我们一大队人一直走到日薄西山,才看到前方山坳里出现了一片白色的房子。
“到了,到了,大伙再加把劲。”我听见乘警在前面喊道。我羡慕这家伙还有力气喊,我的现实是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
我们进村时,天还很亮,令我吃惊的是,一群身着脏兮兮时装的男女老少伸着手拥来要吃的。
我对一个直接掏我兜的大娘说:“我还饿着呢!”
“小哥,行行好,给点吃的。”她仍然喋喋不休道。
走在这个全是青瓦白墙房的村子里,一路上都有行乞的。我们来到村子里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大概是以前的晒谷场之类的地方。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天空变得昏暗。
“我们就地解散吧,大家各自想办法,我实在无能为力,对不起了。”乘警在人群中大声说道,还跟大伙鞠了几个躬。
我把小男孩还给了他妈妈,努力在人群中找珍儿和白医生,但并未见到他俩。
该不会是掉队了吧。我心想。
“你跟我走。”一抬头,看见了乘警的脸。
我也没想太多,但愿他能给我找个地睡觉。
“你朋友呢?”
“没见着。”
“没关系,这村子不大,说不定一会就碰到了。”乘警安慰道。
我跟乘警来到街角的一间瓦房,从圆形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一进门,就听见有人朗声道:“二位客官,里面请。”
“你还记得我么?”乘警道。
“哎呀,这不是程大哥么,好久没来了,稀客,稀客。”
这房里摆着五六张八仙桌,只有一桌坐了一对情侣,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现在只有面条了。”老板道。
“能有面吃就不错啦,这世道。”乘警苦笑道。
“他以前经常搭我的便车进货。”老板走开后,乘警小声对我说,“以前他的生意很火,村里唯一的饭馆,我们逢年过节都会来这吃野味。”
“来喽,一人一碗,不够也没有了。”老板端来两小碗面,“本来是我的宵夜。”
“以前穿山甲、天鹅肉都能吃到,可你瞧现在。”乘警道。
我再也没气力听他啰嗦了,“唔唔唔”应着,三两口就把那碗面吞下了肚。
“你这还有住的地方吗?”乘警还保持着用餐时的基本礼仪,大概火车上没落下过一顿。
“有倒是有一间,但明天我老婆孩子要下来,你们只能住一晚。”
“一晚也行啊。明天再想别的办法。”
“你们跟我来吧。”
“钱下次给你,这次走得急,忘带了。”
“嗐,别提钱了,现在钱还有屁用,不如给我捎点烟酒。”
“一定,一定。”
老板带我们走进一间卧室,一股腐朽的潮气迎面扑来,屋中间摆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
“你们凑合一晚吧,院子里有井水,上厕所去后院的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