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量这像是浸在药棉里的医院走廊。这满眼悲凉病态，随时都有死人发生的是非之地，我早在无数部文学作品里面领会过。姜心已经深谙世事，长大了。也成了当事和责任人。阿爸的病，令我心情无比沉重。环顾这陌生的医院。过道两边墙面刷着城市医院惯常的浅淡绿漆，剥落的部分露着灰白色墙身。贴近墙的位置摆着长木条木椅，三三两两坐着一些侯病的人和家属，除了几个熬不住打盹的人，其余的个个满脸凝重和辛乏。除了两个小孩，泥鳅似的在过道间穿梭，追逐，护士举着手里的挂号单高声念姜正民的姓名，我回过神，“有，”就跟大姐一起，掺护着阿爸跟着进到里头，白桂花跟在后面，忧心忡忡。
给阿爸看病的那位老医生用手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上去的老花镜。刚一松手，眼镜就又滑了下去。他看看病历又看看白桂花，我和姜玲站在边上。
留院观察了几天，因为是父亲同乡，老医生心生怜悯，结合父亲的肾脏型号以及特征，劳心费力的四处张罗打听。运气真是不错，说是有合适的肾源，北京一家医院刚刚不久拉过去一个出车祸的男人，三十五岁，没来得及抢救就断气了。家属同意把肾捐出来。并且，联网配对成功，跟我们阿爸刚相吻合。一旦需要，立马空运长沙。
可是，最大的问题，所有穷人看病的共性难题横陈姜家面前：缺钱，缺很多很多钱。换一个肾，十万是绝不能少的。
我们拖回父亲羸弱的病体，从长沙搭火车到凤凰，转汽车回到凤城，再搭船，无功而返的回到瑶寨。
消息传出去，寨子里有人唏嘘，“可怜啊，姜老师不行了，没儿子，大女儿二婚，二女儿死了，三女儿还没成人，看看以后咋办。这白桂花到死也合不上眼皮子。”
医生在我们临走时候反复交代，说要赶快筹钱，筹钱？十几万呀？砸锅卖铁。到哪里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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