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应元还是不放心，又问：“那钦差和圣旨……”
许显纯摇头道：“九千岁掌着大印，弄一道圣旨还不容易？那钦差林腾甲是咱们的人，苏州又是他老家，放他南下，那可是天大的美差，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你呀，就是不开窍！”
崔应元叹了口气，也难怪许显纯在魏忠贤跟前如此得宠，单是这份胆大心细和揣摩上意的本事，道行就要比自己深得多。
许显纯拍拍崔应元的肩膀道：“这几天老弟你也累了，这样吧，你先去歇着，这儿的事，我亲自来办。回头你让人把汪文言洗洗干净，放回他自个儿的牢里去，我跟他聊聊。”
一个时辰后，汪文言醒了。醒来时，已身在牢中，还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
汪文言直起身子，整了整乱糟糟的须发——当年他初到京城，便是凭着出众的气度和谈吐以一介布衣成为众多朝臣的座上之宾。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从小在黄山脚下长大，少时拜一位不知姓名的黄山隐士为师，出山后游历江湖，广结豪杰义士，考中秀才后曾出任县令，因与上司不和，便挂印而去。
辞官后，汪文言受好友所托前往京城了解朝廷动向。他的这位好友曾在礼部任职，不久便替他捐了一个国子监生的资格。汪文言进入国子监后多方活动，很快就和大量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与当时的太子朱常洛的近侍、东宫伴读王安结为至交。泰昌、天启二帝能够顺利即位，王安功不可没，而王安背后真正的谋主，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汪文言。
当时朝中党争不断，汪文言与东林党党魁叶向高、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好，为人又任侠仗义，便利用自己布衣名士的特殊身份，效法春秋时的纵横家游走于朝臣之间，故布疑阵、挑拨离间，大大加剧了齐楚浙宣各党之间的矛盾，为东林党“肃清”朝野立下了汗马功劳。
汪文言的所作所为促成了东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自己招来了众多非东林党朝臣的忌恨。天启元年九月，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被杀，汪文言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旋即被人弹劾，很快被剥夺了监生资格，被迫离开京城，此后又被捕下狱。获释后，汪文言依然我行我素，与东林党人来往甚密。
就在这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因广宁大败论罪下狱，其门生故吏便找到了在京城人面广、门路多的汪文言，托他设法相救。汪文言素知熊廷弼的才干，也敬重其忠勇耿介的为人，便想尽办法搭救熊廷弼。一来二去，救人的门路便走到了魏忠贤处。汪文言与中间人谈得价钱是四万两银子，便能保熊廷弼减罪不死。
然而事与愿违，汪文言没能凑足孝敬魏忠贤的四万两银子，搭救之事也就成了空头支票。事后，魏忠贤追问银子为何没能到手，才知道是汪文言所托。银子没到，托事儿的又是死对头，再加上王化贞的反水，熊廷弼便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了；不但不能放，还要从重论处——总要有人替广宁大败担责任。
当时东林党已经放出话来，朝中大臣非友即敌，在收拾了齐楚浙宣各党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魏忠贤本人。魏忠贤本是个不学无术的痞子，全靠天启皇帝撑腰才换得一时风光，但是在东林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朝中非东林党的官员就把他当成了仕途的保护伞——毕竟这朝廷是朱家的，而不是你东林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