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
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同样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
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的症结之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