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对付相控阵雷达的KH—58型反辐射导弹装有万向导引头，具有多目标记忆和锁定功能。这种射程160公里的武器可以加装了一个备用集速炸弹战斗部以增大毁伤能力，用来对付雷达天线与指挥车分开配置的雷达。不过这种导弹只用于对付中**队部署在高碑店的北京军区雷达第9旅—中**队在华北唯一一个装备了高频地波超视距雷达的旅级部队。而其他更多的中国空军地面雷达则大多遭遇到粗大而笨重的KH－28型反辐射导弹的攻击，尽管作为苏联70年代研制的第一种专用的反辐射导弹，这种武器已经不再适应于美、苏抗衡的欧洲战场。但是在远东，它依旧可以有限的摧毁只能用关机的模式来进行最后的抵抗的中国雷达兵。
事实上即便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苏联空军也无法作到完全同步的摧毁中国位于“三北”地区的所有对空警戒系统。在数以千计的苏联空军各型军用飞机大规模的起降和进逼的过程之中，远程空射巡航导弹上千公里的长距离飞行之中，依旧有为数不少的地面雷达发现了异常，并试图向防空指挥发出警报。但是落后的指挥控制系统却令这些关乎生命的情报不是姗姗来迟，便是被对方的电子干扰所湮没。
在信息的录取和传送上，中国空军仍主要采用手工作业。即雷达操作员通过目测，测算出目标的方位、距离，再通过传输系统报给情报使用单位。信息的传送主要是电话线，也有使用无线通信、微波定向传送、图象遥传等方式。基本上还都停留在手工作业，速度和效率都不高，一个师级指挥所，通常只能担负3－6批的指挥任务，军以上指挥所也不会超过12批，所以在一个作战方向往往建立有众多的指挥所和引导站，以弥补指挥控制能力之不足。但是这样的作法在快节奏的实战之中显得过于迟钝了。在空袭开始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后，西山指挥部内才陆续接到了内蒙古方面的各防空部队所传回的讯息。
相对于脆弱的地面防空预警系统和信息传输网luo而言，中国空军和陆军在“三北地区”的防空火力远比莫斯科方面想象之中的强大。根据苏联军事学说的定义一个国家的防空力量主要由空军和防空军所装备的截击机和歼击机群、地面防空导弹和各种口径的高射炮群组成。
在苏联总参谋部的眼中，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众多空军基地之内所部署的战斗机群虽然数量庞大，但是除了少数精锐战斗机中队所装备的歼—8II型高空截击机、歼—7II型歼击机之外，中国空军的主力依旧是数千架脱胎于苏联空军50年代所装备的米格—19的歼—6型歼击机。根本不能对投入数千架新锐战机的苏联空军和防空军构成威胁。
如果单纯从战斗机性能来看，米格设计局研制的最后一种传统后掠翼布局的战斗机，米格－19在当时的确十分出色。在爬升率、平飞速度、着陆特性等方面均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但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航空竞赛不断加快速度的情况，米格—19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型的战机，在苏联空军的装备序列之中，米格－19生产数量远不及米格—15和米格—17，而且在一线服役的时间也非常之短。其地位很快就被米格—21型歼击机所取代了。因此对于中国空军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始终坚持不懈的生产和装备米格—19的仿制型号，身为对手的苏联空军飞行员们只能嗤之以鼻。但是他们显然并没有预料这数千架被他们所抛弃已久的机型会在这场战争之中给他们带到空前的麻烦。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虽然轻视中国空军的空战能力，但是在攻击伊始，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依旧将中国东部从内蒙古草原到长江流域的几乎全部大型空军基地纳入了打击范围。除了空袭北京地区战略要点的任务由部署在莫斯科的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第37集团军最为精锐的第73师和第79师担负之外，投入空袭作战的另两个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集团军之中，来自乌克兰的斯摩棱斯克的第46集团军所下辖的1个图—160型轰炸机团、3个图—95S轰炸机团和4个图—22M型轰击团的所有兵力均投入到了对中国空军机场的压制作战之中。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计算，以精锐的第46集团军这上百架重型轰炸机的强大火力足以令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的所有战斗机部队开战之初便陷于全面的瘫痪之中。虽然中国空军在长江以南地区仍拥有着数以千计的战斗机群，但是限于航程以及夜间作战能力薄弱等原因在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一个夜晚，他们所能作的只有在跑道之上等待日出。而在这段时间之内，苏联军队足以结束这场战争。
“这就是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所倡导的‘军事技术革命’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啊！”在戚度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的进程并没有超出苏联总参谋部所设计的蓝本。在数以千计的远程空射巡航导弹的密集打击之下，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以北的军用机场均已陷入瘫痪之中。而如果判断错的话，戚度相信紧接着将还有苏联战略火箭军方面更为密集的远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攻击将很快会落在内蒙古和北京周遍地区的中**用设置之上。
“象奥加尔科夫这样的人在苏联军队僵化的体制之中竟然没有重蹈图哈切夫斯基的复辙，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奇迹啊！”同样作为世界前沿战争理念的革新洞若观火的林太平此刻多少有些嘘唏的感叹道。在蒙古草原以北的冻土之上从来不缺乏身受战神惠顾，洞察战争先机，倡导战争模式变革的先行者。这似乎应该归功于成吉思汗的铁骑西征之时所注入俄罗斯的蒙古基因。
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征服者，驰骋千里的蒙古人曾经无比贪婪吸收着每一个对手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点滴长处—中国人的火药和内外情报体系、中亚各国的攻城器械、阿拉伯人的奴隶禁卫军制度以及欧洲人的筑城技术。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呻吟了数百年之久的俄罗斯几乎全盘继承了蒙古人野蛮而尚武的精神，而在对军事科技方面的痴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和蒙古人一样，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往往足以扼杀那些生不逢生的革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称为“红色拿破伦”的图哈切夫斯基就任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苏联红军研制出了新型的坦克和战机，创建了空军、机械化军和空降兵部队。集中体现图哈切夫斯基军事才华的，是他关于集中使用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那些在内战期间征战于马背之上的老帅们，囿于以往的经验，固执地认为骑兵在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6日的《红星报》上发表了坚持自己观点的文章，五天后，他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职务，同年6月11日，以“叛国罪”被处决。
无独有偶，当1977年起出任苏**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大量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新的军事革命之时也遭到以苏**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为首的“老近卫军”们的**和排斥。
“如果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力挺，奥加尔科夫可能已经被赶到西部军区。现在这样一个‘老远东’执掌着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决非是什么好事啊！”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戚度大校深知一个优秀将帅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奥加尔科夫虽然是在卫国战争之中脱颖而出的将领，但却可以说起崛起于远东。1948年起担任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算起，到1959年进入苏联总参军事学院进修，奥加尔科夫在远东军区任职长达十年以来，对于中**队的情况很难说不是了如指掌。
“从这一刻起，上帝的战争之骰已经投下，它将在辽阔的亚洲大陆之上隆隆滚动。而当它最终停止之下，苏联、中国乃至这个星球的命运都将因此而最终决定。”而与此同时，在美丽的贝尔加湖南端，在沙皇时代俄罗斯人开拓西伯利亚的起点—伊尔库茨克，指挥着或许是这个世界最为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在他的指挥中心之内用跟随自己多年的钢笔在今天日记里用这样的一段话作为终结。<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