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全国建立一整套从县级开始直至中央的包括审判检查在内的完整司法机构，但是由于经费人员等各方面的原因，民国的司法机构甚至连地方一级都没有完善，县一级几乎全部由县长（或称县知事）代为审结案件，有的县会有一名司法员协助县长审理案件，实质的将行政司法权力集中于行政机关。
鲁北护军使署是个大致等同于省一级的军政机构，同样由于司法专业人员的缺乏，最重要的原因行署草创之际，各个机构的设立与完善都需要时间，鲁北也仅仅建立了行署与羊角沟市司法办公室一套机构搭成了省级和地方两级审判检查机构，县一级的仍然由县长代为行使司法权力，只是加上当地驻军主官共同审理案件。
博兴案件案发后次日就完成了前期的侦查举证等工作，到了二十六就开庭审理，涉案的十几个保育院工作人员，除了几名杂役替班人员涉案程度较轻，其他的包括院长在内的九人全部按照现行法律关于此类案件的最高刑罚依据各个疑犯的罪行给予了相应的量刑，刑期从五年到十年不等。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疑犯指定的辩护律师因为疑犯的涉案金额与检查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采纳了辩护律师主张的“实际所得”作为涉案金额即定罪的主要依据，此举使得众疑犯的刑期比原先拟定的采用“侵吞物资的总额”作为量刑依据少了很多。
案件一审完结，各个女犯都没有提出上诉，立即转入第一监狱服刑，陈剑锋在这些女犯前来服刑后视察过监狱，发现隋花枝已经有了身孕，在告知相关部门后，由相关部门立即制定出有关服刑人员健康因素的特殊服刑和监管举措，隋花枝因而获得了新的相关法律条文对于怀孕和哺乳期间服刑犯人应该享受的优待。
“那个女犯还有三个月的身孕，真是怪可怜的，听说她的丈夫被同一个民军的人砸了黑砖，进了医院，她家也被人砸烂了，孩子更是天天被人打，现在也送进了保育院，听说在保育院里也被知道了真相的孩子们打。”秦冬雅作为一个女人，也是刚刚怀孕，一下子母姓的同情心泛滥。
“她的孩子是孩子，那些孤儿就不是孩子了？就不需要人疼爱了，当她从别人家的孩子嘴里抢来东西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一天？当然我们是反对罪及家人的，文革中的出身论早就证明是个错误，但是她的家人不受任何的影响也不现实，等她的丈夫伤好后，调离博兴去个新地方工作吧。”陈剑锋当然很反对秦冬雅滥用的同情心，却不太敢惹怀孕的秦冬雅，他也反对罪及家人，可就如他说的，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众怒，这些女犯的家人肯定会受到影响。
“嫂子，锋哥，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路明有话没太好意思说，他知道即便有好的制度也还是由人来执行监管，他有个退伍的老乡曾经和他讲过，临退伍前一年，和他关系很好的连长找过他，安排他干了司务长，当时告诫他‘别太过分了’，老乡那一年弄了三四万元，临走告诉连长，连长却说‘行，不多，我以为五六万元呢。’可能是潜规则吧，临退伍的士官大多会安排一些“那样”的工作。
“机制不完善是最大的原因，不仅是爆发问题的保育院，鲁北现在实行的供给制在大宗物资的采买和分配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众多的问题，分配的实物化势必将被货币化代替这是大势所趋，但如何以鲁北现有有限的财力和供给能力既要保证满足这么多人的生活需要和我们鲁北发展需求，又要保证商业流通环节不发生通货膨胀物价大幅波动等大的问题，还真是个难题。”陈剑锋不是学经济专业的，但他对鲁北物资匮乏时期采取的供给配给制始终心存顾虑，认为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可是又找不到其他很好的方法。
“剑锋，这个机制问题我倒是有个很极端的例子，澳洲开发伊始就成为英国流放犯人的主要地区，最初把犯人从英国本土运送到澳洲，英国政府和运输犯人的机构采取的是按照登船人数结算运费等费用的方式，但犯人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率极高，甚至超过七成犯人死在途中，后来采取了按照登岸人数结算费用的方式，结果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至等同于正常海上旅行的旅客意外死亡率。”秦冬雅得知这个典故实在是因为这个典故太过有名成为众多公司的员工培训的教案。
“这个事情除了涉及机制方面的改革还涉及道德和利益的纠结，按照登船机制发放费用的犯人在登船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为船主创造价值的使命，这些犯人存在对船主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甚至成为消耗食物饮水等船主利益的损害者，所以对船主来讲少一个犯人就意味着节约一份费用，虐待这些犯人使他们尽快死去最符合船主的利益。
而在登岸机制下的登船的犯人从他上船那一刻起，对船主来讲就是生产者，耗费船主的食物饮水也成为船主的投资，因为只有这些犯人或者登岸，船主才能从他们身上获利，虐待他们就是跟自己的收益过不去，这些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也就是必然的现象。
这两个机制制定者的出发点不同，登船机制的制定者首先把船主定位于讲道德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认定船主遵守契约即把付费‘商品’送达目的地，但他把犯人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就大错特错了，一般的商品在运输途中没有其他的花费，但是犯人却需要吃喝，在损及自己的利益和讲道德之间，船主当然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犯人就成为牺牲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运输犯人的运费肯定会高于一般货物的运费，这些船主即便是付出食物饮水的费用，收益也高于运输一般的货物，但对于人的私欲来讲，是没有所谓的基本利益满足，只有追求利益最大化。
后者就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花费一样，但选择的付款方式不同，却使得船主为了得到最基本的正常利益而不得不完全遵守契约，即保质保量的把货物按照货主的意愿运送到目的地。”
“这些流放的犯人肯定都是在英国本土犯下重罪，否则也不会被流放，登船机制时他们所受的虐待也算是罪有应得，只是不应该由船主来实施这种刑罚，我可是知道第一监狱里那些刚来的女犯日子不好过。”路明接话。
“这就涉及一个弱势群体的转换问题，犯人施暴的对象是弱势群体，施暴时的犯人当然不是弱势群体，但当他们成为犯人之后，面对船主和看守就成为弱势群体，就如路明所说的，服刑的犯人已经受到该有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只能由相关的司法部门给予处罚，而不是由他人私自处罚，第一监狱现在还是男女混合羁押，这批女犯是鲁北第一批女犯人，我们没有做好就收女犯的准备。只能等上一段时间建造新的女子监狱才能把她们转走，现在只好受些委屈。想想无论那个世道还是做坏人好些，他们这些犯法的坏人还要我们这些好人为他们操心。”
尽管废除死刑和量刑轻量化，以及服刑人道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直推行的理念和实践，像是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服刑人员羁押的牢房与星级酒店的房间媲美，而且犯人甚至有星期天，陈剑锋也认同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但是老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总感觉一个人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真正的惩罚，而不是仅仅是受到如此大度的惩罚。
“以前那个时空为什么除了我们军人很少有人做好事，就因为一些人帮助自己出事的老人却被老人或者其家人诬陷，那些老人摔倒时出事时是弱势群体，但是诬陷别人时却又成为施暴者，更严重的是把其他人的心都寒了，那个社会不是人们不想做好人，而是好人难做，锋哥，这到底是制度上的原因还是个人道德上的原因呢？”
“1918年，苏俄粮食委员会的主管瞿鲁巴突然昏倒，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昏倒的原因是没有吃饭导致的低血糖等营养不良综合征状发作导致突然昏厥，也就是我们说的饿晕了。作为苏俄的粮食委员会的主管，他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为自己留下足够的食物。
得知情况的列宁为了保护像瞿鲁巴这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恪守职责大公无私的干部，决定成立‘疗养食堂’，为这些干部提供必要的营养保障，这就是苏联‘*供商店’的前身，至于苏联的*供商店，诸多的资料，你们都应该知晓，可以说，苏联是从根本上毁在*供商店所服务的特权阶层手中。
我希望我们鲁北涌现太多的瞿鲁巴这样的大公无私的好工作人员，但这不是根本之道，我们鲁北不强求人们都去恪守这种过为拔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建立一种人人都能惠而不费就能做到遵守的道德标准－－－即在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前提下尽可能的帮助别人，涉及到利益就是不乱伸手。
制度的约束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只是我们要建立的制度必须是易操作，而且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执行或者遵守，否则不如不建立。
还有就是好人的定义，我还是那种观点，好人还是我们所有民众的主流，好人也不能让他们承受过多的责任和付出，只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不损及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不管他是地主资本家还是工人农民都是好人。”
“好了，你们哥俩大过年的还议论这些无趣的话题干什么，天已经黑了，赶快准备吃年夜饭吧。”秦冬雅看到俩人已经从一回家时的黯然恢复过来，就制止了两人的议论。
大院已经张灯结彩，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不停，过年了，但对于陈剑锋他们来说，与普通的民众相比，年只是个时间上的计时点而已，没有其他别的意思，年就是年，可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开始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