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与商品交换
北朝时期，在谷帛交易盛行的同时，钱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仍继续发挥作用。从大宗商品如粮食、绢帛、马匹等到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以钱交易或计价的现象。如北魏因私铸泛滥导致粮价腾贵，“米斗几直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传》。），东魏“元象(538－539)、兴和(539－542)之中，频岁大穰，谷斛九钱”（注：《隋史》卷24《食货志》。）。以钱标绢价者，如太和十九(495)年，“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为推行新铸五铢，在洛阳二市抛售官绢，“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在北朝，马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匹交易中很多是用钱的。如北魏羊深等六人“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送给友人常景（注：《魏书》卷82《常景传》。）：孝昌（525－527年）初，高谦之为河阴县令时，“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注：《魏书》卷77《高崇传》。）”可见河阴县有马市，也是用钱进行交易的。北齐天统（565－569年）、武平（570－576年）中，高元海执政，为增加府库收入，下令“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注：《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潜传》。），官方卖马也是用钱交易。
在生活用品买卖方面，也多以钱交换。有以钱买食物者，如北齐宋钦道为中山太守，“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注：《北史》卷26《宋隐传附宋钦道传》。）：有以钱买菜者，如北齐时“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注：《北史》卷54《斛律金附斛律光传》。）。有以钱买药者，如西魏大统（535－551年）中，李辉多病，太祖“日赐钱一千，供其药石之费”（注：《周书》卷15《李弼传》。）：北齐库狄伏连鄙吝愚狠，“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自恨之”（注：《北史》卷53《慕容俨传附厍狄伏连传》。）。有以钱酤酒者，如周末隋初时独孤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注：《北史》卷61《独孤信传附独孤陁传》。）。
此外，在北朝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多以钱来标明农副产品价格，或计算种植、养殖成本与收益，如种瓜“瓜收亩万钱”《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种瓠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齐民要术·卷二·种瓠第十五》；种蔓菁“十亩得钱一万”《齐民要术·卷三·蔓菁第十八》；种桑树，一根拐杖“直二十文”，“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弓材“一张三百”，车材“一乘直万钱”《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种榆“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种槐“根直八钱，（亩）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载直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槐第五十》。养羊“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养鱼“枚直五十，（一年）得钱一百二十五万……（二年）得钱五百一十五万钱”《齐民要术·卷六·养鱼第六十一》等等。应当指出，这些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与上文提到的粮食、绢帛、马匹一样，是北朝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贾思勰作为一个大农学家，在其著作中反复以钱来计算价格和收益，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当时市场交换中钱币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反映。北朝民歌中也有“东城采桑返，南市数钱归”（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周诗》卷2。）、“苦李无人摘，秋瓜不直钱”（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齐诗》卷1。）等语。
（二）钱与社会经济生活
钱作为财富的象征，往往成为人们聚敛追逐的对象。北朝官员也不例外，他们聚钱成风，如北魏平昌太守崔和“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崔光韶“家足于财……绫绢钱布，匮箧充积”（注：《魏书》卷66《崔亮传》。）；景明时（500－503年），元诞任齐州刺史，在州贪暴，竟言“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新成传》。）。为了追逐钱财，也有人不惜杀人越货，如董及祖“杀人取钱”（注：《魏书》卷37《司马楚之》。），崔轨“盗钱百万”（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等。
钱是达官显贵们穷奢极欲、恣情任物的标志。北魏高阳王雍“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注：《太平广记》卷165《吝啬·李崇》条引《洛阳伽蓝记》。）；北齐韩晋明“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注：《北齐书》卷15《韩轨传》。）；宠幸和士开与沙门昙献私通，“布金钱于献席下”（注：《北齐书》卷9《武成胡后传》。）；昏君高洋飞扬跋扈，“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注：《北史》卷7《齐本纪》中。）；汝南王“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注：《魏书》卷24《王宪传附王昕传》。）以取乐。
北朝货赂公行，政以贿成，狱以贿生，行贿者亦常使钱。北魏时，元庆智“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注：《北史》卷16《道武七王传》。）。东魏武定（543－550年）中，崔昂指责当时法狱枉滥，“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注：《北史》卷32《崔挺传》。），可见以钱计赃是普遍现象。北齐冯子琮为吏部尚书时，其妻“恃亲放纵，请谒公行，贿货填积。守宰除授，先定钱帛多少，然后奏闻”（注：《北齐书》卷40《冯子琮传》。）宋游道为司州中从事，判免三富人死刑，“得钱百五十万”（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刘粹枭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连死后收尸也得花钱贿赂。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钱扮演着重要角色。赠与用钱，如北魏薛怀吉在汾州，迎来送往必“赠以钱缣，下及厮佣”（注：《魏书》卷61《薛安都传》。）；贺拔胜在荆州路过綦俊家宅，“遗之钱物”（注：《魏书》卷81《綦俊传》。）；北周天和（566－572年）年间，陆腾为招抚蛮帅冉伯犁，“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注：《北史》卷95《蛮传》。）。悬赏用钱在当时也比较普遍，如魏末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杀元晔母卫氏，故意“以千万钱募贼”（注：《北史》卷48《尔朱荣传》。）北齐时，辽阳山中有“购钱十万”以求治病的悬榜（注：《北齐书》卷49《方伎传》。）。聘礼用钱，如魏末赵起“持钱帛躬往求刘氏”（注：《北史》卷43《李崇传》。）。举债行贷用钱，如北魏“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注：《魏书》卷66《崔亮传》。）；永安二年（529年），北魏政府“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注：《魏书》卷10《孝庄纪》。）。赎金用钱，“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注：《隋书》卷25《刑法志》。）。租赁用钱，北魏灵太后出幸时，“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注：《魏书》卷67《崔光传》。）。计算运力和报酬用钱，如魏世宗（500－515年）时，元燮建议从华阴、龙门伐木顺流而下可省功省力，这样可以“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注：《魏书》卷19下《安定王传附子燮传》。）。赌博用钱，如北齐文襄王“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注：《北齐书》卷39《祖莹传》。）等。
（三）钱与国家财政
首先，钱是北朝国家财政重要收入之一。北魏赋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注：《魏书》68《甄琛传》。），但也有部分钱物兼征的情况，“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疋，征钱三百，人庶苦之。（房）谟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注：《北史》卷55《房谟传》。）；北齐河清三年（564年），规定“人欲输钱者，准上绢输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户调也有征收钱的，如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北魏政府规定“天下绢调，四百一匹”（注：《魏书》卷11《前废帝纪》。），似可按钱折纳；北齐时，规定“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注：《隋书》卷24《食货志》。）；武平（570－576年）之后，“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注：《颜氏家训》卷7。）。北朝商业税则以征钱为主，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冬，因“国用不足”，“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即按人收取“市门钱”，店舍分五等收取市租，是否收钱不得而知。（注：《魏书》卷9《肃宗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北史》卷4魏本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同此，均多“出”、“各”二字。）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初除市门税”（注：《周书》卷3《闵帝纪》。《资治通鉴》卷167陈武帝永定元年胡三省注此条为“魏末盗贼群起，国用不足，税入市门者人一钱，今除之”。）；宣帝大象二年（580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注：《周书》卷7《宣帝纪》。《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复税入市者，人一钱”；《隋书》卷。）：同年五月，“罢入市税钱”（注：《周书》卷8《静帝纪》。）。可见，北朝市税虽存废不定，但市税收钱是可以肯定的。此外，盐税也征收钱，北魏“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注：《隋书》卷24《食货志》：“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
其次，钱是重要的国库府藏之物。北魏末年，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上书灵太后请求铸三铢钱，理由就是国库空虚，可铸钱益富，“别铸小钱，可以富益”（注：《北史》卷50《高道穆传附高谦之传》引高谦之上表。）。北齐皇建二年（561年），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注：《北齐书》卷42《袁聿修传》。）。河清三年（564年），孟业为东郡太守，为鼓励百姓养驴，“令宜权出库钱，贷人取办”（注：《北史》卷86《循吏传》。）。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下诏“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注：《周书》卷4《明帝纪》。）。北朝有专门藏钱之库，史书有“钱府未充，须以杂物”（注：《魏书》卷91《术艺传》。）之语，还有专门掌管库钱之官，西魏大统九年（543年），“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隐费钱五百万”（注：《周书》卷35《裴侠传》。），隋朝则置女官尚工局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注：《北史》卷13《后妃传》上。）。
第三，钱是国家财政重要支出之物。北朝官吏禄秩主要是帛、绢、谷、粟、给恤、给力等实物和力役，但也部分给钱。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斗”。），到太和十九年后，“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天保元年，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实为赏赐性质（注：《魏书》卷12《孝静纪》。）；天保七年定禄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书》同此。《北史》卷5《魏本纪》五：“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隋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注：《北史》卷75《苏孝慈传》。），即公廨钱。
赐钱是政府支出的另一大宗。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多，兹不一一罗列。笔者粗略统计，《魏书》载赐钱26次，分别是：世祖时1次，高祖时10次，世宗时7次，肃宗时1次，孝庄时1次，数量以一二十万居多，最多者一次达百万：《北齐书》载赐钱8次，数额巨大，多至百万（二次），甚至千万；《周书》载赐钱13次，一般为三十万以下，按北周实行大钱，以一当十，十万实则百万。北朝赐钱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也反映出钱币贮藏较多和使用的广泛性。
总之，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基本职能外，还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如聚敛、赎金、借贷、馈赠、贪污、赋税、库藏、俸禄、资费、赏赐等多用钱币，可以说钱币使用关乎国计民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状况。何兹全先生指出南朝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一天天扩大，谷帛使用范围和区域一天天缩小，这种趋势在北朝同样存在。当然，南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总体看来，北朝实物经济色彩浓于南朝，南朝货币经济较北朝发达一些。至于北朝存在的钱币短缺、私铸滥恶、流通混乱等现象，南朝同样存在（何先生认为南朝钱币的根本问题是钱币数量缺乏即筹码不足问题，其他问题居其次），这是战乱时期共性的问题，很难说南北朝有多大的差别。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问题也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制约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南北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中央集权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流通逐步统一，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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