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大慈恩寺译经之余,还至力于弘扬因明学。
因明,是佛家的逻辑学,它是在婆罗门教正理派逻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世亲以前的因明属古因明,后经陈那改革为新的因明体系。玄奘在印度时,曾依止僧称、调伏光、胜军等大德从学因明,又从戒贤法王得到陈那学系的嫡传,成为陈那的三传弟子,故深得因明之精髓。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中,就有三十多部是关于因明论的典籍,其中最主要的是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这两部大论阐述了因明中的破、立规则和现量、比量两种方法,成为汉传因明学的基础。
永徽六年(655年),奘门大德各依上师口义,竞造文疏,标榜才学,一时因明学风大盛。
五月,译经僧栖玄法师,将因明二论抄送给好友吕才,并附书云:“此论极难深究玄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
吕才开卷阅读,一时难明义趣。栖玄便出言取笑他:“吕公研味于《六经》,精通百家学说,阴阳、律吕无所不晓。又听说你从来未读过《太玄》,诏问之下,须臾即解;甚至连失传已久的周武《象戏》,你也能在一宿之间作图解释。但以你有限之心,来穿凿那些外道典籍尚可,至于甚深微妙的佛法,不是你看几次就能明白的。”
栖玄的讥讽,却激怒了恃才傲物的吕才。这一对好友,由于儒释身分不同,信仰有别,在言戏之间,便是非蜂起,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因明学的论战。
吕才,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生于博州清平,少年时即精通音律,以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而著称。贞观三年,吕才任弘文馆大学士;贞观七年,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敕令吕才将《秦王破阵乐》的武戏改编为文戏《七德舞》,又擢封吕才为太常博士,其间参与编修《文思博要》、《隋记》等典籍,永徽年间,官至尚药奉御。
吕才既以学识渊博闻名于公卿之间,耻于被试而不知,于是强加披阅因明二论,反复再三,终于略微了解其中的旨趣。在此基础上,吕才又借得神泰、靖迈、明觉三位法师的义疏进一步研习,发现三位法师虽然同禀玄奘口义,却因执见不同,所说互相矛盾,进而怀疑是玄奘宣译有误,导致他人发生歧解。于是,吕才在公务之余,就三家所说认为合理的,就成其所说,加以论证;有疑点并相矛盾之处,就立而破之,共列出四十多条质疑,并加以驳斥,写下图文并茂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对因明学提出破义,并指明要玄奘三藏出来与他辩难释疑。
吕才的《破义图》一出,慈恩寺的惠立法师,即致书给左仆射于志宁,斥责吕才的狂谬,信中称:“近闻尚药吕奉御,以常人之资窃众师之说,造《因明图》,释宗因义。不能精悟,好起异端;苟觅声誉,妄为穿凿。排众德之正说,任我慢之偏心;媒炫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
不久,太常博士柳宣作《归敬书偈》,致送给慈恩译场的大德们。其书认为,自古以来译经释义的僧人,未必真能得意忘象,领会经中玄理。而儒士处俗,虽不事佛门,也未必不能得其真谛。说吕才作《因明立破》,也是意在弘宣佛教,若其说得合理的,就应加以肯定;若其不合理者,也应指其所短。
此时,又有太史令李淳风,也站出来维护吕才:“……但以因明义隐,所说不同,触象各得其形,共器饭有异色。吕君既已执情,道俗企望指定。望谘三藏裁决,以所承禀,传示四众,则正道克昌,覆障永绝,绍隆三宝。”
李淳风自幼博涉群书,尤精于天文、历算、阴阳等学问,著有《法象志》、《乙巳占》等星占学著作和编注十部算经。贞观七年,李淳风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制造出“黄道浑天仪”,受到太宗的称赞,置其仪于凝晖阁灵台,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
李淳风的加入,使因明学的论战更加热闹了。
译场僧众收到柳宣的《归敬书偈》后,明濬法师随即作了《还述颂》反驳,指出吕才、柳宣和李淳风等人的错谬之处。
柳宣收到明濬法师的《还述颂》后,与吕才一起,将此事奏表朝廷。
高宗闻奏,即颁旨敕遣诸公卿学士前往大慈恩寺,请玄奘与吕才对定因明。
玄奘专心译事,初时对僧、儒之间关于因明学的争论也并不在意,因为学术争论本来就是件好事,而且当时佛、道、儒之间也在争论不休,高宗皇帝就经常召集僧道辩论,乐此不疲地观看僧、道论战,听到精妙之处,高宗往往抚掌大笑。但那些所谓的辩论,多数是互相嘲笑讥讽,而且毫无学理可言,有的则近乎谩骂,逼得对方答不上话来,以逗引皇上呵呵大笑。对此,玄奘每每遥头叹息:“佛、道行者,不在道场用功,反而乐于到宫廷斗嘴,以取悦皇上,于证道无益。”
既承君命,玄奘就在大慈恩寺的东阁大殿上与吕才对定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