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驾照上的相片来判断，这就是死者本人没错。田明立即将姓名及住址写在记事本上。他瞄了一下手表。时间刚过十二点，距晚报的截稿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如果立刻打电话给总编辑，应该有办法找个人去调查杜松的身份，然后写成一则报导。田春达比较重视的是，田明由死者口中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据田明说，那句话确实是“天是——”。光凭这样，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含意。可能死者是想说出某个人名，也可能是暗示某件事物。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线索便很重要。当然，仅仅一个“天是——”字不可能是姓氏。田明也作证，被害人还想说出底下的话，但来不及说完就死了。“天是——”这个音如果是指人名，那么田春达认为或许应该是“天”字没错。姓氏的第一个字出现“天”字的情况虽然较少，但也并非不可能。田春达暗忖，无论如何得先调查被害人的周边，若发现与“天是——”有关的语汇则必须特别留意。其次，引起田春达注意的是凶手所使用的凶器。那不是普通的刀子。而是由一把长约二十五公分的圆柱形锉刀改造而成，前端磨得十分尖锐，刀身像是双刃的刀剑，连护手也是手工打造的。整体而言，与其说是刀子，不如说是刺刀较为贴切。再不然，也可以说是长矛的矛尖。刀刃的部分全部涂成黑色。田春达觉得凶手还真是大费周章。难道是找不到合意的凶器，所以才不得不自行打造刺刀吗？抑或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所以必须使用自制的刺刀？至于为何要将刀刃涂黑，田春达也是一头雾水。涂黑刀刃固然可以避免引人注目，不过倘若只是顾虑到刀刃的反光，大可将刀子插入刀鞘内。至于握柄的部分，倒是保留了挫刀的原本形状。虽然已经做过精密的指纹采样。但上面只发现被害人的指纹。大概是被害人想拔出刺刀时留下的吧。根据田明与常芝的证词。田春达在脑海中勾勒出被害人杜松遭到凶手袭击时的大致状况。杜松与凶手一同前往红枫山。凶手可能早就打算杀死杜松，也可能是在途中因争吵而临时起意下了毒手，虽然目前无法确定，但田春达觉得应该是前者。因为一个无意行凶的人应该不会随身携带一把涂黑的刺刀，更何况只不过是攀登一座两百公尺的小山，根本没必要携带登山刀。显然凶手先将杜松引诱至林荫小道，然后再出其不意地以刺刀猛刺杜松的胸部。行刺之后，凶手立即朝车站的方向逃逸，而被害人则往相反的方向求救。或许被害人是打算向走在自己前面的田明与常芝求救吧。田春达摊开红叶谷风景区的地图，推敲凶手可能逃逸的方向。他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1、从红叶谷火车站搭乘火车逃逸。2、搭公交巴士。巴士开往南山市。3、开自用车前来，也同样开车逃逸。如果对这些一一加以调查，或许能掌握到一些线索。案发当天是平常的上班日，而且时间又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所以乘客必然不多，因此车站工作人员或巴士车司机有可能记住某些形迹可疑的人。田春达将案发现场附近的调查工作委由红叶谷派出所处理，自己则率部下先行返回刑侦支队。3返回南山市后，田春达带着老练的郝东刑警按照驾照上的地址造访青叶花园小区。在管理员的引导下，田春达和郝东刑警踏入杜松位于二楼的房间。居室是两室一厅的格局，房内的摆设颇多贵重物品。“杜松靠什么谋生？”田春达问管理员。“好像是在杂志社工作。”管理员答道。“不过不是正式的职员，该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撰稿卖给杂志社。”“挖新闻的自由撰稿人？”“对，好像就是那种人。可是最近听他发牢骚，说什么没有工作来着。”“发牢骚归发牢骚，生活倒好像突然奢侈起来了嘛。新式家电、新式家具，好像很阔绰嘛。”田春达警官环视屋中的摆设后说。“好像是做了许多坏事而捞了不少钱。”管理员答道。田春达与郝东刑警不禁面面相觑。“说具体些，是什么样的坏事？”田春达问道。管理员眨眨眼睛。“详细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根据传闻，似乎是靠女人吃饭并进行勒索等等。”“勒索？”“是的。他也曾对我说过这种事。说是任何人都有把柄，只要抓住别人的把柄，就能捞钱了。”“是利用新闻题材向当事人勒索吧。”田春达说。“或许这就是他遇害的原因。”郝东说。桌旁堆置着二十来本相同种类的周刊。田春达从中抽了两本测览。封面是一名穿着红色衬裙的女郎，从女郎的放浪姿态不难猜出杂志的内容。女郎的肩部附近印着“独家报导——女星a小姐的欲海浮沉”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杂志的名称是《社会万花筒》。田春达将一本杂志卷成圆筒状，塞入口袋。“我到这家杂志社查查看，”田春达对郝东刑警说。“你留在这里，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4杂志社位于东城。在一栋旧大楼的三楼。田春达抵达时已经是晚上六点过后，因此整个办公室的电灯已经熄了大半，只剩一间外头贴着“编辑室”的房间依然灯火通明，里头传来说话的声音。田春达呼唤了一声，立即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儿男人伸出头来。田春达出示了警察证件后，那男人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旋即招呼他进入屋内。屋内另有两名疲态毕露的年轻男人。桌上堆着吃过的拉面空碗，烟灰缸中的烟蒂堆积如山。“刚巧正在召开编辑会议。”戴鸭舌帽的男人说道，然后递出一张印着“社会万花筒周刊总编辑齐山”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