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不同点，是在国王置地的带动下，相比原来时空，贵族们更深入和广泛的参与了工商业活动，使维新派领导层从冲动的知识分子为主转变为讲究策略的新贵族为主。
最明显的体现在，各地的抗议活动显然因为受到了新贵族的影响，组织性更强，行动更理智，诉求更宏观。
抗议者的诉求从反对卡尔斯巴德法案，延伸到要求朝廷对1814年以来久拖不决，由首相哈登贝格和外相洪堡草拟的“宪法草案”给出答复，这让朝廷处理起来更为棘手。
这批新贵不像之前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来接受自由理念，而是自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有切实的受保护需要，加上通过各种渠道对朝政专横手段的熟知，使得他们站到了维新派一边。
他们虽然不会主动走到舆论前台来大声疾呼，却与朝政以及中下层工商业者都有更深入的接触，弥补了知识分子不接地气的缺陷，使维新派理念浸润到整个德意志地区的社会之中。
或许正是在这一偏离历史轨迹的背景下，触发了路德维希亲王不可告人的意图。
吊诡的是，身处时代之中的路德维希亲王已经敏锐的嗅到了时代的变化，而过于相信自己手中论文的谢绾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出现所造成的蝴蝶效应，可能将深刻改变历史走向——对他来说最头疼的，恐怕是今后他手上的论文中关于时代背景的部分将逐渐失去意义。
此时的他还在埋头处理反犹行动之后的善后工作。
鲁尔经济区的善后工作完成后，他立即前往法兰克福，在赛尔父子银行的协助下主持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恢复工作。阿姆舍尔•罗斯柴尔德目前在英国，嗅觉灵敏的他决定在局势完全稳定之前不回法兰克福，全权委托谢绾管理德意志境内业务。由于欠了罗斯柴尔德的人情，谢绾只好接下这宗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经过清理，罗斯柴尔德银行除了十几处营业点被烧毁外，资料和黄金被经验丰富的各地经理妥善保管，损失并不大；
接下来是从罗斯柴尔德银行拆借资金补充鲁尔工业银行储备金，偿还前期借款，具体工作由新任银行及证券事务委员李斯特教授执行；
还有损毁严重的罗斯柴尔德祖宅红盾楼也需要修复。在残垣断壁的红盾楼前，谢绾想起了自己当初与朱莉订婚的情景，不免很有些伤感。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
罗巾浥泪别残妆。
旧欢新梦里，闲处却思量。
——辛弃疾
为什么总是会在失去之后才会怀念呢？此时实际已经年近七旬的谢绾仍然给不出答案。
在资金理顺后，谢绾忙里偷空，用刘乾相部的坐船，把给路德维希亲王的两千万塔勒资金、一千条“谢M1819”式步枪运到鹿特丹港外海交付完毕，毛奇也以公事名义派去亲王处临时当差。谢绾看着手上亲王手书的一张收条，突然觉得很可笑——自己又想撇干净关系，又想事后捞好处，这能办到吗？也不知道古代以国为货的吕不韦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