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2月,谢绾拖着疲惫的身躯,从荷兰返回鲁尔堡。
朝廷和各地最近发生的事情他也听说了一些,一切似乎都在朝路德维希想要的方向发展。朝廷与维新派抗议者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柏林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根据国务秘书克勒维茨的说法,目前在朝中领衔主持安防的是王储腓特烈•威廉四世,谢绾想起,他曾经说“总有些人头要落地”,也不知道他认真履行了没;
鉴于在反犹行动中,鲁尔议会留给他的深刻教训,谢绾也开始与议会中各派系首领接触,尝试能不能买通几个替自己代言。但社交费用花出去不少,效果却出奇的差。究其原因,没有在这种系统里历练过的谢绾实在弄不明白这帮议员乐此不疲杯葛行政的动机和伎俩,弄不清动机自然不好突破。肉包子打狗一再发生之后,总让谢绾抑制不住让议员消失事件重演的冲动。
鲁尔经济区倒是在反犹行动停止后恢复了正常,谢绾抽空到处勘察了一圈,看有没有企业需要救助,有没有公共设施需要修补,又零零星星的拨出了一些款项。
谢绾看着账簿上的结算情况,长叹一口气,把脑袋埋在桌上久久不起。
算上反犹行动之前犹太人脱钩时的花费,反犹之中停工停产的损失,反犹之后的修缮和救助,由于反犹发酵影响导致的租售生意打折,这里外里弄出去不少钱,看来1819年上缴一百六十万塔勒赋税的任务,真是要让他呕出一口老血。真是“外头看着虽轰轰烈烈,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
在杜福尔-伏龙斯的主持下,1819财年的结算工作比谢绾自己处理得还要更快。最后统一审定,经过1819年一整年的发展,国王置地租售土地共收入一百八十万塔勒,增长约50%,净利润八十七万塔勒,增长约30%;鲁尔经济区工业产值一千四百万塔勒,进出口三百万塔勒,人口三十二万;可预见的税收近一百四十万塔勒,按首相哈登贝格这个老地主的阎王账,辛苦一年账目上还倒欠朝廷二十万塔勒税,这钱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向朝廷交代,说不定还得个革职查办……
谢绾有点后悔自己不务正业了。整个1819财年,谢绾都在折腾跟鲁尔经济区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先是法国,后是犹太,然后是朝廷和亲王,其间还离婚,这让他深刻明白了当一个专业人士坐上领导岗位之后,是怎么变成一个官痞的。
算得上收获的,是拿到了卢森堡吕姆朗日镇的矿权;助理主任杜福尔-伏龙斯完全扛下了本该由谢绾操持的工作;获得了李斯特教授这个活宝;在鲁尔堡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管委会的委员们并没有袖手旁观,体现了团结精神,以及……马上就要成为一位伯爵。
谢绾与路易斯•祖•斯托伯格通过两次信,俩人确定在4月,谢绾上京的同时订婚。这个女生性格远比朱莉跳脱,正热切的盼望成为记者,而且是个铁杆保王派。谢绾就弄不明白,一个不受当今王室喜欢的边缘人,为什么会这么热情的参与政治而且还保王呢?
谢绾算算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上京,去财政部税务司赶考,也不知道亲王在那之前能不能成事……他偷偷的想,如果亲王能改天换日,自己这税是不是就不用缴那么多了……甚至有点小期待呢……只是之前鲁尔堡的骚乱让他觉得有点后怕,自己本来用来自卫的枪都给了亲王,现在只能用“谢-德莱塞M1815”武装远东部队,也不知道够不够使。
1819年2月初,柏林城市宫。
铁青着脸的腓特烈•威廉三世一言不发,警察大臣冯•霍亨施泰因又在慷慨陈词。
“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需要巩固成果。现在的抗议还比较温和,但明显有扩大化和激化的苗头。我认为应该在势态恶化之前,立即要求全国警察严格执行《执行令》和《检查法》,全面搜捕骨干分子和教唆分子。”
腓特烈•威廉四世王储也非常肯定的支持了霍亨施泰因,他更是言辞激昂,
“从反犹浪潮来看,如果我们不在把这些破坏分子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从慕尼黑到卡尔斯鲁厄,从汉堡到但泽,都应该行动起来,现在,立刻,马上!”
此时朝臣中的维新派已经清除殆尽,以冯•哈登贝格为首的中间派也倾向于快速解决问题,以免造成社会动荡。毕竟普鲁士巨大的财政赤字,经不起折腾。
这时,反倒是路德维希亲王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