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认为，吴可读死志早萌——早在“尸谏”的五到六年之前；“尸谏”，不过是他为自己寻找的一个最合适的弃世的藉口。
“五到六年之前”——也即同治十二年到十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吴可读觉得生无可恋了呢？
本书不止一次，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彼时，驻甘肃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畏敌如虎，苛民亦如虎，横征暴敛之外，更杀良冒功，屠戮无辜民众两百余人，终为主持西征的左宗棠所劾，被逮入京。
成禄的罪，是不折不扣的死罪，可是，他的后台是醇王，穆宗亦有意庇护，最终不过拟了一个“斩监候”——这个“候”字，基本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死缓”，有了这个“候”字，死罪也就不是死罪了，命是一定保得住了。
将来，寻个什么合适的机会“起复”，也不算稀奇。
身为甘肃人的吴可读，激动义愤，上折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大呼，“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封奏折，彻底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不仅欺他年轻，更暗指他是桀纣之君，于是，亲政之初的穆宗，大张天威，竟然不但不杀成禄，反要杀吴可读了。
这是穆宗做过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桀纣的作为，单凭这一件事，关卓凡就认为，本时空请他早些“大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最负责任的做法。
穆宗震怒之下，两宫皇太后苦苦相劝，充耳不闻；慑于天威，三法司上下震栗，一片诺诺，唯有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不肯阿上枉法，吴可读才终于捡了一条性命，贬官回乡，这些，就不再赘述了。
要强调的是，事实上，吴可读并无心欺穆宗年轻，更没有任何指斥穆宗为桀纣之君的意思，相反，他一心以为，今上是圣明天子，不过是一时为佞幸所蒙蔽，才放过了成禄，只要看了自己的奏折，自然幡然醒悟。
他的奏折的激烈的用语，一是因为性子“憨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过，再愤怒，也是针对成禄免死这件事情，而非针对穆宗本人；另一个，也是文人惯用的“故作惊人语”，以此来增加行文的气势、力量——他自己笔下痛快，至于受众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多少，抱歉，不在考量之列。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您是这样的“圣明天子”啊！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犹如男女热恋，女子对男子一片痴情，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抛却性命。然而，一夕之间，突然发现，男子其实根本不爱自己，不仅一直对自己虚与委蛇，更在暗中和小三合谋，要致自己于死地。
比喻未必十分恰当，但贬官回乡的吴可读，和发现了真相的女子，两者经历的打击和“幻灭感”，却一定是相差仿佛的。
关卓凡以为，吴可读的死志，就在这个时候，萌发出来了。
不过，吴可读很清楚，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死，更不可以拿成禄的事情来“尸谏”，因为，这样做，是真正的“致君于桀纣”了——史笔如铁，今上会在青史上留下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这，绝不是他“致君于尧舜”的本意。
还有，这么做，一定会激起穆宗更大的愤怒，吴可读的身后，一定不可收拾，所有荣衔，都被剥夺，一贬到底，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子女家人，也会受到重大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