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亚初到加拿大时，在机场，路易莎的出场比较隆重。后来许亚才得知，那天她是特意去理发店做她的头发，染了头发、做了大波卷发，花了两百多加币。
在2004年，两百多加币在生活中是很贵的消费。
男士头发理发一般十几刀。
许亚去唐人街剪发修发，洗剪吹也就二十刀。
买一盒16寸的大盘比萨十几刀。
多伦多当地有几家任意吃自助餐，周一到周五的午餐是一人十块钱，加15%消费税、再加10%-15%的小费后，一个人消费超不过15刀。遇上晚餐和周末，价格贵些，一般最后的消费是二十刀一人。
一件单薄上衣一般二十到五十刀，一件外套五十到一百刀，一件大衣一两百刀。要是遇上打折，价格更是便宜，遇上断码或换季清仓，还会遇上二折三折的跳楼价。
尽管路易莎父亲给她每月津贴，也如她所说的那样，换成加币后就严重缩水。路易莎经常抱怨钱不够花、每月底就月光光，但是每当她领到津贴时候，全家的伙食都会改善一次，比如去一个好的馆子吃饭。
平时去的比萨店或三明治汉堡店或麦当劳买吃的，都是属于外卖档次，进去买了吃的，要么在店里小桌子边吃，要么带回家吃。
但是论及到上饭馆，在西方人眼里，尤其是老年人眼里，那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去之前都要注意着装，不能太随意或邋遢。皮特和琳达她们在加拿大本地长大，去上馆子时，衣着比较休闲些。琳达去餐馆之前，通常会自己在家化妆弄头发，不像她母亲那样讲究。
罗伯特和托尼都会穿上衬衣西裤。
路易莎则打扮的最为正式。如果上馆子是因为领了津贴，那她会自己在家做卷发，化妆，换上裙子，踩上高跟鞋。她的鞋跟又高又细，走路时不紧不慢，许亚看着认为她是怕摔跤。
遇上某个重要日子、或是与她们的朋友去聚会，上餐馆这样的重要场合，路易莎一定要花两百块钱去理发店找人给她做头发。
她的头发尤其的厚密，做头发耗费时间久，因此价格是一般人的将近两倍。遇上这样的时候，她一大早就要出门去理发店，大家都要等她半天多，等她做好头发回来。
路易莎订的规矩，但凡家里有人出门坐飞机，全家人都要去接送。许亚到加拿大几个月后，路易莎回南美看她生病住院的父亲。她回去那天，全家人都要去机场送她。
路易莎说，她回去南美，必须要打扮一下，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看上去混的很差。
出发前，路易莎自己在家做了卷发，花了妆，手上脖子上耳朵上都戴满了首饰，穿了高跟鞋，穿了大衣。到了机场，她脱下大衣，交由罗伯特，让他给她抱着大衣、提着她的手提包。所有行李托运完毕，路易莎要进去登机口时，她跟每个人吻别，从罗伯特手中接过手提包才进去。
因为南美的气候季节与北美正好相反，她离开时候，多伦多还比较冷，到了南美她的国家后，天气正热，所以用不着大衣。衣服就由罗伯特带回家，等她从南美回来时候，所有人去机场接她，罗伯特再给她带去一个外套。
路易莎这样的迎送规矩，直到她父亲去世后才有所更改，她再回南美时候，就只叫她儿子丈夫去机场接送了。
路易莎最喜欢三样东西：珠宝、香水、化妆品。
路易莎的金首饰相当多，她也对金银很着迷，有闲钱她就会买，每次出门都会要带满。后来慢慢的需要发现多伦多这里，那些印度来的、中东来的、南美来的的人都喜欢戴金首饰，而且手上戒指几个，手链也几根的戴着，项链更是常戴，非常夸张。在多伦多，许亚还几乎没有听说过项链耳环被抢的事情。
至于香水，路易莎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最喜欢那些名牌香水，不惜花高价买一瓶。
对于化妆品，路易莎只在意彩妆的颜色，对于护肤却很欠缺常识。只要是看见彩妆，她就爱不释手。
而至于衣服鞋子，只要是新的，价钱便宜，款式还可以，路易莎就会买，不在乎品不品牌或质量或面料，而且她一买就是很多件的买，即便是同一款式，只要颜色不同她都买几件。通常她的衣服穿一两次就不要了，扔进一个大塑料袋，装满一袋，就电话通知那些专卖收旧衣服的人来取走。
琳达的品好与她差不多。所以跟她们逛商场，许亚总是空手而归。
皮特受他母亲影响，也喜欢买首饰香水和化妆品送给许亚，但是在买衣服上，却只同意她买便宜的衣服，说：“珠宝首饰是可以保值的，那些衣服都是贬值的，只要还能穿，就不要买了，浪费钱。”
皮特说：“给你买了那么多的首饰，你为什么不戴？”
“我不喜欢戴这些，你也不要买了。”许亚说。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你看我母亲我妹妹、她们的朋友们，哪个女的不喜欢首饰香水的？就算是你不喜欢，但是在我母亲她们面前，你也必须戴那些首饰。此外，你也最好学点化妆，不要整天的素面朝天。”皮特说。
路易莎对子女很溺爱，在她们结婚以前从来不让他们做厨房里的事情。
一天，托尼当着琳达的面，给许亚讲了一个琳达做饭的小故事。
他们结婚之前，一天，在托尼的住处，琳达说：“今天我给你做饭吧。”
托尼说：“你会做什么？”
“我会煎鸡蛋。”琳达说。她的英语原文是“fryeggs"。
英文里面，fry这个词，有煎、炒、炸的意思。
托尼说：“好啊，那我们就吃煎鸡蛋。”
琳达取出一口大锅，从橱柜里拿出一大瓶油来，哗哗的全倒入锅里，把油烧开。托尼闻到油烟味，过来看，只见琳达正要把几个生鸡蛋放到油锅里。
“嗨嗨！打住！你干嘛你？”托尼吓坏了。
“fry鸡蛋啊？”琳达说。
托尼哭笑不得，说：“我的大小姐，你不要拿我开玩笑好吗？你这是油炸鸡蛋！”
这个小故事很好笑，琳达当面证实是真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如何煎鸡蛋，每次她做饭时都说，这里油烟大，你去你房间看书看电视去。我见过麦当劳里油炸薯条是放了大锅，往里扔生的薯条，捞出来就可以吃了。”
至于皮特，更是连微波炉都不会用，咖啡不会烧，午餐三明治不会做，苹果不会削皮，不会洗。除了能从冰箱里取拿东西外，别的厨房里所有的事情，路易莎都不让他碰。
自然许亚来了，路易莎就把这些厨房里的工作交给了许亚。
2005年夏天，许亚和皮特搬进在海斯街的房子。
“米亚，我要吃苹果，要削皮后切片。”皮特说。
“米亚，我要吃梨，给我洗一个。”
“米亚，给我做一杯咖啡。”
“米亚，我的饭不太热，你再给热一下。”
“米亚，你昨晚忘了给我做午餐三明治。”
“米亚，马桶脏了，你去打扫一下。”
“米亚，这地板上有点脏，你给擦一擦。”
“米亚，你做完饭，把厨房收拾一下，那么多东西都摆在外面，用完东西就要放回原处。你看看我妈的厨房怎么收拾的。”
“米亚，过一会儿，我父母他们要过来，你把房子收拾一下，这么乱。”
琳达最开始给许亚推荐过中介，帮她找到了工作，所以在路易莎回南美期间，许亚都是多做晚饭，请琳达吃。
因为买房子时，路易莎和罗伯特赞助了一部分钱做首付，所以许亚搬家后就邀请他们来吃饭，尽量的做他们喜欢吃的牛排、猪排、烤鸡腿、烤排骨、意大利香肠等。
由于许亚每次请客时候都做几个菜，加上味道比路易莎的好很多，所以渐渐的路易莎、罗伯特、琳达和托尼他们就习惯了，不再去餐馆，改成了来许亚这里吃饭，每次都带酒来喝。
每隔两周，他们就提前给皮特打招呼，说他们要来做客。于是皮特就给许亚说：“米亚，周末我父母他们要来吃晚饭，你列个菜单，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菜，几点开饭，我好告诉他们。”
搬家后，皮特买了个割草机，说：“米亚，外面草坪上的草长那么深了，割草机我买回来了，你该去把草割一割了。”皮特说。
“你怎么不去割？”许亚说。
“在家里，都是我妈割草，我爸都不割的。”皮特说。
“凭什么这些活儿都是我干？”许亚说。
“在我们家，这些事情都是女人做的。”皮特说。
“你听好了，我不是你家保姆佣人！”许亚说。
“没人把你当保姆佣人，这些都是家务事，女人做的。你看我妈，她有收入的，一样的做这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做家务，但是我也有分工啊，你看家里的这些账单，都是我在打理，你不要以为管账容易，其实是很头痛的事情。我们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皮特说。
上班后不久，买房子，房产证上有许亚的名字。
最开始，路易莎不同意，对皮特说：“她一分钱首付没有出，凭什么有她的名字？”
皮特说：“首付款里有一部分钱是从信用卡上透支的，以后也共同偿还。况且按揭贷款，必须有她的工资单才能在银行贷到足够的额度，她是贷款偿还人之一。再说了，结婚了就是共同财产。”
路易莎这才不再反对。
因此，买房后，皮特管理工资，说：“我们要还贷款和信用卡的透支，每个月财务紧张，钱和工资由我来打理。我给你一张信用卡，如果购物，用这张卡。另外，我给你每个星期二十块钱的零花钱，买买咖啡什么的。”
“逢年过节的，我需要给我们家里寄点钱。”许亚说。
“寄钱？为什么要寄钱？难道你家里人不工作吗？通常都是父母给子女资助，像我外公我父母那样的。就说加西吧，他们姐弟三个也是受到父母的资助。再说我妹夫，他母亲什么也没有，但是她也自己生活，有时还给他和我妹妹买礼物的。”皮特说。
“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传统是要子女长大后孝敬父母。我离开家里这么久了，去年过年我都没有给他们钱。”许亚说。
“你孝敬，我又没有反对意见。你可以去买些礼物给他们寄回去。”皮特说。
“买东西不一定适合，况且这么远，寄东西邮费都很贵。给他们寄钱是最实用的。”许亚说。
“我真的不明白你们的父母为什么要问子女要钱。”皮特说。
“不是他们要，是子女应该主动给的。”许亚说。
“明确给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给钱。但是现在，我是不同意你给你们家里人寄钱。况且现在我们刚买房子，我们自己都需要钱。你的工资又低，寄钱是不可能的。你真要寄钱，等哪一天你有能力多挣钱了，有多余的钱你再寄回去，那时候我可以不管，现在不行。”皮特坚决的说。
于是，许亚就只好把每个星期的二十块钱悄悄的攒下来。
有时候皮特问：“我看你购物也在刷卡，那一个星期二十块钱，你花的一分不剩吗？还是不够？”
许亚说：“有时候会剩几块钱，有时候不够。”
皮特说：“剩下没花完的，你就留着，不够的时候给我说。”
时不时的，许亚就问皮特要钱，说钱不够了，皮特就再给她二十块钱。
有时候皮特也会问：“你也刷信用卡，那你二十块钱用来干嘛了？全喝咖啡了？”
许亚说：“有时候喝咖啡，有时候肚子饿了买个蛋糕，或者跟同事出去吃饭。”
其实许亚没有喝咖啡蛋糕，也很少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头一天晚上多做一点饭菜，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带到公司里吃。
许亚非常矛盾，想来想去，她给在成都的好朋友林静打了电话，说：“我想离婚，想回中国去。”
“想回来就回来吧。不过离婚应该财产分割各一半，你一定要把房子的一半分到手，不能把你的一份拱手让人空手回来吧。”林静说。
“好吧，我想想。”许亚挂了电话。
许亚又给家里人打了电话，妹妹接的，许亚说：“我想把婚离了，回中国去。你们什么意见？”
“离婚啊？你这才结婚多久就离？当初你结婚时没有想好吗？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回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男的离婚后好找，女的就问题多了。你年龄都这么大了，要是再离婚，你以后找对象比较麻烦。国内的情况你不是不清楚，风言风语的，有时候吐口唾沫能把人淹死。反正呢，离与不离的后果你要想清楚了再决定。”妹妹在电话里说。
许亚觉得无话可说，挂了电话。
然后，又给海伦打了电话。海伦从中国之行回来后几天，许亚就离开做临时工的那家公司，去了保险公司上班。后来。两个人打过几次电话，比较投缘，许亚觉得海伦一直像个姐姐一样。
“海伦，我想跟你说个事。”许亚接通电话后说。
“啥事？你说吧。”海伦问。
“我想回中国去，我不喜欢这里。”许亚说。
“回中国去？为什么呀？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想办法移民出来呢。你没有看那些报道吗？毒大米、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死猪肉，回中国，吃饭都吃不到一个安心。”海伦说。
许亚没有吱声。
“当然我就是随便说说，在国内吃东西小心点就行了，这次回国，我看我父母姐妹她们过的也挺好的。国内只要你有钱，就能买到安全食品。不过你这才来加拿大，为什么要回去啊？”海伦说。
“哦，没啥，可能是出来久了，有些想家了。”许亚说。
“想家了就回去一趟嘛。”海伦说。
“好的，没事了，那我先挂了。”许亚说。
许亚毕业到了北京，除了去天津与同学见过几次，在北京就只见过大炮和老猫。后来在北京还见过“咚咚嚓”几次。
咚咚嚓，是许亚班上一个男同学的绰号。大学期间，他和宿舍里的小算盘罗颖谈恋爱，被大炮给起了这个绰号。咚咚嚓一直对小算盘很呵护，还送她一个超级大的布娃娃玩具。后来两人分手，不过因此，咚咚嚓与许亚宿舍里的人比较熟悉。
后来咚咚嚓去北京跑业务，来药厂看过许亚几次。
除此以外，许亚与大学班上的同学联系很少，只是偶尔通过5460同学录，了解到同学们的一些情况。
2004年春天，上海的同学刘雁在5460上发了一则消息，说罗颖生了一个六斤多的女儿。
2005年，许亚与宿舍里的罗颖、丁哲还有大炮开始有一些邮件联系。
丁哲与大学班上的班长谈恋爱，毕业后都去了天津，结婚后，丁哲又去英国留学。2005年期间，她断断续续的给许亚发过一些邮件，介绍她的情况。许亚才得知她和班长早就申请了加拿大的移民，只是等待时间太长。当她面临毕业时，移民还没有结果，于是她打算回北京发展。
大炮毕业后去天津，后来在图书馆查资料，遇上了她老公，谈了恋爱，后来又转去了北京，由于她们的实验室地点在西边比较偏远，许亚在2004年春节过后，才见到她和他老公，一起去了湄洲东坡馆子吃了饭。后来大炮很少上网，发过一两封邮件就没有了消息。
2005年，年底前一天，罗颖发来一封邮件说：“大熊，我遇见付文兵了，他现在上海，说他结婚了，老婆是上海人。他还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先问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给他？”
许亚回复说：“请你不要给，我不希望与这个人有任何联系。”
加拿大的保险公司，业务基本上都是保险经纪递送来的。
一些个人险种，如私人住房、私家车的保险，被保人可以通过经纪、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或发邮件到保险公司，直接联系，自买保险。但是加拿大这样自投保险的业务比例非常少，关键原因是有这样业务的保险公司少，而且被保人不熟悉市场上的保险产品和条款，因此，通过保险经纪来购买保险才是主要渠道。
而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则完全是通过保险经纪递交来的。商业保险公司的核保人员是不与被保人直接打交道的。
每个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的工作流程都不一样。
许亚登陆加拿大后，去工作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其核保部门的流程是：
专门的客服人员对收到的保险申请表或保单更改请求做初步的数据录入。
一旦录入系统后，就随机的分配给各个核保师，他们阅览后，对新业务做处理，或报价、或询要更多信息、或者是拒保；对续保业务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流程，出续保条款、或询要更多信息、或期满后停保；遇上被保人在保险期内提出的变更要求，他们视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批复，或同意更改，或增加新条款、或上涨保费、或退保、或拒绝等。
然后，核保师把保单签发或更改的指示，通过系统随机的分配给各个助理处理。
核保助理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按照核保师的指示，在系统里做处理和签发文档，偶尔也会有发现核保师的失误或模糊的地方，则要去找核保师澄清或发回给他们重新审阅。
有时候会有保费与财务部门那边的数字对不上，或者是系统问题造成的某些问题，助理需要在系统里做修改。
这样的工作内容，许亚还有其他几个助理很快就熟悉了，工作内容周而复始，单调乏味没有变化。
许亚、费南迪、苏珊的座位相邻，中间没有隔板。苏珊会讲一点点普通话，费南迪虽然是马来西亚来的，因为他高中就来多伦多读书，结交的朋友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许亚她们三个人经常上班时候趁空档用中文聊天。
一天，她们问许亚：“你这段时间好像看上去有些郁郁寡欢的，没有精神，有时候还神情恍惚的。你不是哪不舒服，生病了？”
“哦，没有什么。有些想中国了。这里的工作也很单调乏味。”许亚遮掩着，说。
“你是结婚了的，我不好发表评论。但要是我啊，我早就回中国了。这里没什么前景，也就是个好山好水好风景。说的是好福利，那也是要有代价的，也是部分人才能享有的。你看我们现在这样，一直是合同工，享受不到全职工的待遇。你看我，高中就在这里上学，多伦多大学的金融专业毕业。去年，工作签证满了后，没有一家公司再给我工作，害得我没法续工作签证，移民纸又没有批下来，我还要还政府的学费贷款。我不得不整天黑在唐人街做苦力，给超市搬运卸货。九个月啊，我活的像个老鼠一样。虽然现在移民批了，工作也有了，但是机会也就现在这样了。”费南迪说。
“那你为什么不回马来西亚？”许亚问。
“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环境都不好。我在多伦多就挣这么一点钱，在我马来西亚同学朋友眼里，我还是挣的多的。而且我上高中大学时，在加拿大申请了政府无息贷款。毕业后贷款就开始计息，我要是回去马来西亚，靠那边的丁点工资，猴年马月才能还完加拿大的贷款啊。现在我只能先在这里继续耗着，挣加元来还完贷款再看了。”费南迪说。
许亚一直犹豫不决，徘徊着，不知道该不该回中国。
一天，许亚上班，情绪很低落，坐立不安。最后，还是决定下楼去打电话。找到一个共用电话亭，拨通了林迪亚的电话。
“喂，林迪亚，我是米亚。”
“嗨，米亚，你好。你最近怎么样啊？好久没有联系了，听韩娜她们说你们买房子了。恭喜恭喜！”林迪亚说。
“林迪亚，我......我想离婚。”许亚说。
“啊？离婚？为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林迪亚问。
“也没发生什么事，就是很烦，想回国，又害怕回去，我也不知道回去后又会遇到什么。”说着说着，许亚哭了起来。
“米亚，你先别哭行吧？那你是因为什么事情才想回中国呀？要是说工作，我们这些移民出来的确实是不好找工作，你看我都三年多了，还去上过学才找到这个工作。你才来，再熬熬，会越来越好的。要是你不喜欢吃皮特家的饭菜，你现在有房子了，就自己做嘛，你要吃中餐，可以去士嘉堡那边，有很多中餐馆的。”
“好吧。”许亚说。
“反正，离婚的事情你好好再考虑一下。我觉得皮特那个人也不坏。我现在上班，也不便讲中文太久了，晚上我回家后再给你打电话。”林迪亚说。
许亚在楼下逗留了一阵，等眼睛不红了再回到楼上。
平时中午饭，许亚有时候与苏珊一起吃，有时候与窦莉一起吃。窦莉是从杜拜来的印度人，与许亚同龄，却已经有两个小孩，四岁和六岁。
午饭前，窦莉来找许亚：“米亚，今天中午你和苏珊一起吃吗？”
“苏珊今天没来。”许亚说。
“那咱们俩一起吃？”窦莉问。
“好的。”许亚说。
吃饭时，窦莉说：“我的朋友，你今天气色不好，看上不开心，怎么了？”
“噢，没啥事。”许亚说。
过了一会儿，许亚说：“窦莉，介意给你说件事吗？问问你的意见。”
“谢谢你的信任，说吧，什么事？”窦莉说。
许亚说：“我想离婚，回中国去。”然后又把来了加拿大后的大致情况给窦莉说了。
“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回不回中国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你要想清楚要不要离婚？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我认为，即便是你嫁个中国人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婚姻就是这样的，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人放在一起生活，就会有矛盾，这看你怎么去处理。我们印度人有句谚语'未知的魔鬼比已知的魔鬼更可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谢谢你，窦莉。”许亚说。
晚上，林迪亚打来电话：“不好意思啊米亚，白天上班时候讲中文不太方便。你现在怎么样？”
“哦，林迪亚，谢谢你打来电话。我现在觉得挺好的。我会再考虑的。”米亚说。
“那就好。有空你来我们家玩吧。”林迪亚说。
此后，许亚没有再和任何人提过要回中国或离婚的事情。每天的生活继续着。
2006年六月的一天，皮特说：“你现在整天的不说话，拉个脸，闷闷不乐的样子，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就是不想说话而已。”许亚说。
“你来加拿大也一年半了，我看是你想家了吧，要不订张机票，你回中国看看。”皮特说。
许亚说：“好吧。”
皮特开始订机票，问：“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跟你一起去中国。但是我月底很忙，这个月肯定不行。但是，七月八月正值暑期，机票价格太贵。要不订在九月份？”
“好吧。”许亚说。
于是，皮特订了两张2006年九月中旬去中国的机票。<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