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苏子瞻（轼）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是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
后杨湜以此作为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创作本事，胡仔已驳其非，但其中所云“乐营将催督之”，即地方官ji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的说法却是合乎事实的。
这些地方官ji以其歌舞伎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夫文人即景填词，然后付诸歌ji，歌以侑觞。有时候歌ji们也会主动向士夫文人要索新词，苏轼的《戚氏》(玉龟山)就是因官ji在宴会上的索要而“随声随写，歌竟篇就”的。
杨万里为监司之时，巡历一郡，当地郡守设宴款待。有官ji唱《贺新郎》词，其间有“万里云帆何日到”之句，诚斋遽曰：“万里昨日到。”郡守认为这是丢了他的面子，于是“监系此ji”。
士大夫在官府有官ji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ji，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ji来唱词助兴。这也成为大定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蓄养家ji之风起于汉代，遂盛于南北朝，到了大定，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时代风气所使，此风较以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歌ji阶层中人数最多应是市井妓，其中包括入籍的市井ji和不入籍的私ji。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墙逐渐被推倒，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ji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作为商业、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汴京，更是如此。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ji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ji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ji馆……像这样的市ji中心，京城里就有八处，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
酒楼也充斥着这些市井歌ji的身影。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ji人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能够在这样的大酒楼里挂牌上岗的歌ji还是有些档次的。另外一些下等私ji，只能“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这样的ji女被叫做“札客”或“打酒坐”。
除了活动空间不同，这些市井歌ji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官ji、家ji也有所差异。官ji、家ji的服务对象相对固定，而市井ji的服务对象则要复杂得多。为了生存，市井ji不得不为文人、商人、太学生等社会各阶层提供服务。另外，诸如朝廷御宴、官府公宴、富户宴乐、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等活动也常常招市井歌ji祗应，为了不错过这些赚钱的机会，市井ji还设有一等野猫、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
竞赌新声、歌舞佐酒，市井歌ji必须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曲词来吸引消费者。所谓“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歌韵巧共泉声，间杂琮玉”、“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是也。
靠手艺吃饭嘛，卖唱女唱的不错，自然想多睁几个钱。
武松今儿个风光，狠狠地涨了把脸，怎会舍不得这几个赏钱，一摸荷包，却是尴尬了。打虎倒是有赏钱，二百两呢，可还没拿到手啊，便是今日这趟酒钱，少不得要赊欠些时日。至于请客会账，大家伙同行勾当一场，自己得了赏银，合该出钱才对。
琴师见武松摸索了老久方掏出一小块碎银，心下不喜，眯眼哈腰，阴阳怪气的说了：“都道武都头拳打大虫，威风八面，不想竟是……”拖着尾音，呵呵两声。
武松挠了挠头，道：“今日不巧，身上未多带得钱，改日定当多给便是。”
琴师只嘀咕道：“二百两赏银落袋，却是这般吝啬小器……”
偏生那卖唱女又在一旁接腔：“还打虎英雄呢，莫非是病大虫不成？”
武松脸上挂不住，怒道：“你这老汉，某既答应来日再多给，怎地还在聒噪。”并顺手推了那琴师一把。
琴师顺势往后一倒，口中凄声不绝：“打人啦……打虎英雄打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