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复推算的结果，新莽的一尺为23.08864公分;新莽的一升为200.63492公撮;新莽的一斤为226.6666公分(克)。按古代货币来校验重量也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用新莽时代的货币平均重量，计算得出一斤为218.794公分(克)，比嘉量所推算出的值要小一些。可能由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不断流通、磨损，而嘉量则不磨损的缘故。
新莽所流传下来的度量衡标准器并不多，而它的影响却十分保远。度量衡于始建国元年颁给各郡国，起了统一度量衡的作用，后来，虽然标准量器(原器)丢失不在，但当时统一下来的定制却一直在民间运用。而东汉建立仍是采用王莽时的定下的定制。
王莽度量衡改革影响很大，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的格局。这也是王莽改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也有被后世称赞的一次改革，受后世肯定。
(二)行周之礼乐，倡礼乐之风
新朝建立以后，王莽是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将所有的政令、制度、设施、改革方案，从王田奴隶政策、五均六管之法，到爵位、官制、礼乐，总而言之，一切言谈举止，都在模仿西周礼乐制度。为啥是为了博一个周公再世，英明圣贤的君主名声。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亲至明堂，与百官、儒士进行了一场授茅土活动，现在看起来十分搞笑，但也使他的目的成功了。他以《尚书》《周官》《诗》等儒家经典为依据，制定出一个地分九州，爵有五等，裂地分封，授爵授茅土的办法。王莽的这个活动，是想用被他理想化后的分封制来欺骗官吏与豪族，让他们在对未来的领及财富的向往不已，使其支持政权，不心怀反意。
王莽登基为皇之后，便十分热忠于制礼作乐之中。因为在他认为中，礼与乐更多在外，最易使人愉悦。王莽登基时，就对新朝的正朔、服色做了有区别于汉朝的规定。不过因为礼乐制度涉及的范围太多，他一时也来不及对汉朝的礼乐制度实行全面的改定，只能急用先改，对某些急用礼乐做了修改如朝礼做了部分变革。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打算行巡狩之礼，虽然没有实施，但也制定了一套巡狩之礼，这个也算是白费了。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天凤元年春三月乃成。第二年，他又集合一群公卿大夫、文人学士“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然后进行全面、大规模地制礼作乐的活动，颇有当年周公制礼乐之风，但终究不如周公，必竟模仿再像也只是模仿。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六年(公元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建成，王莽举行谒庙大典，这表明已有了祭祀祖庙的礼乐。[(九庙”除王莽自定的九座外，还包括了三个远祖——帝喾、田和、田建，由于庙数应指常数，故以“九庙”称之。也有人认为，多出的三个是新庙，即王莽自留庙及其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而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九庙建成不久，即毁于王莽末年起义军兵临城下的点燃的那一场大火，火力之猛竟然将土夯台烧得像红砖般坚硬，但是遗址中仍发掘出大量精美的瓦当。瓦当，是指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其中中心建筑内出土的月牙形瓦当成三星拱月，院内镇守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至今仍栩栩如生)]。其他礼乐情况，已不清楚，无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