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钢铁厂位于汉阳城北，背靠龟山，面朝汉江，离长江也不远，站在长江南岸都能望见厂区烟囱冒出的滚滚黑烟。
这座工厂也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创建，竣工于公元1893年，是当时亚洲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早了两年，这座工厂既是清末洋务运动最光彩的一笔，同时也是张之洞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件功劳。
但遗憾的是，和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比起来，汉阳钢铁厂从肇建之初起便命运坎坷，犹如晚清中国衰弱的一个缩影，这其中除了列强的侵逼之外，在建厂之初决策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其一，张之洞拒绝了幕僚将工厂就近设于铁矿或煤矿附近的建议，固执的将厂址放在汉江与长江交汇处，一来交通便利，而且可以显示他的政绩，二来也方便他坐镇武昌监视，每当他办公之余推开窗户便能望见汉阳那边的滚滚黑烟，张总督心情自是大好，但却直接导致工厂炼钢成本过高，竞争不过洋钢；其二，订购高炉时英国工厂曾要求提供铁矿及煤矿样本，张之洞却以“中国地大物博”轻蔑的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买回国的酸性高炉无法处理大冶铁矿石中的过高磷质，炼出的钢发脆易断，不要说兵工厂不敢用，便是铁路也用不成，这导致销路不畅，钢材买不出去，只能靠生铁维持。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之洞对于中国洋务运动固然劳苦功高，但他那套官本位的理念却又捆住了自己手脚，外行指导内行的必然结局就是，这座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在惨淡经营了三十多年后便宣告破产，而它的附属企业大冶铁矿却用其出产的矿石喂饱了日本八幡制铁所，中国的铁矿石变成一颗颗的炮弹，落回了中国的土地，将这片热土染得惨红。
其实早在张之洞总督湖广的时候，汉阳钢铁厂就已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若非清朝没有《破产法》，这座钢铁厂早就完蛋了，张之洞从海军衙门讨来的官银，再加上四处搜刮的“商银”，勉强将钢铁厂维持经营到甲午战争之后，然后，张总督再也撑不住了，面对言官的弹劾，面对民间对他“钱屠”的非议，他只好放弃顽固的官营立场，将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商业奇才”盛宣怀请到铁厂，命他主持“官督商办”。
长袖善舞的盛宣怀也不客气，立即施展手段，通过借洋债、寻煤矿、换高炉等措施，经过几年努力，使这座铁厂恢复了些元气，再加上清末新政，大修铁路，为铁厂钢铁找到销路，这几年来，虽然铁厂仍然债台高筑，但总算是可以维持经营，盛宣怀也因此踌躇满志，就在今年，在他的一手策划下，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总部依旧设在上海四川路，公司完全被改组为商办企业，将官股换成民股。公司成立后，盛宣怀自任总经理，打算募集股金两千万银元，充实公司资金，同时也充实一下自己腰包。
现在，这位盛总经理就在铁厂的一间签押房里，只不过，那种踌躇满志的神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的焦虑，陪着他一起发愁的，还有几个身穿洋装头戴礼帽的男人，他们都是日本人，为首的叫西泽公雄，原是日本驻宁波领事，七年前被日本政府派为大冶铁矿矿监，常驻石灰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奇怪任命，正是因为汉阳钢铁厂借了大量洋债，而日本政府则是最大的债主，借债时的一个条件就是派员常驻铁矿，“帮助”中国商人经营，并保证将大冶铁矿出产的最优质矿石优先供应八幡制铁所，每吨矿石三日元，合同为期三十年。
其实盛总经理几天前还在京城做他的侍郎的，之所以现在被困在汉阳钢铁厂，就是因为这些日本人。九江革命军西征消息传到京城，对时局了解很透彻的盛宣怀立刻意识到武汉恐怕很快就会陷落，到时，汉阳钢铁厂肯定会落入革命军手中，那样一来，他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就算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了，他不甘心，却又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正着急时，西泽公雄的一则电报让他眼前一亮，在电报里，西泽公雄拍着胸脯保证汉阳钢铁厂“商民”权利的完好无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将汉冶萍公司暂时转交日本政府“保护”，有了日本政府撑腰，革命军必会有所顾忌。
盛宣怀考虑再三，却不敢自做主张，去找张之洞商量，但张之洞怕担上卖国的骂名，撂挑子不管，正犹豫不决时，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密报从军机处泄露出来，盛宣怀再也坐不住了，牙一咬，心一横，便给西泽公雄回了电报，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同时也要求订立一份正式的合同，声明战争一旦结束，便将汉冶萍公司交还中国商人，作为对日本“保护”的回报，战争结束之后，可以考虑以优惠价格卖给日本商人一部分公司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