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家后，我意外地发现，父亲的精神和上次回家时相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啊，回来了啊。你毕业了，真是太好了。稍等一下，我洗洗脸就来。”
父亲在院子里不知做着什么，他旧草帽后面系着一条脏兮兮的手帕。他转身向后院走去。
我一直觉得从学校毕业对一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父亲却对此非常高兴，这不由得使我感到愧疚。
“能毕业就太好了。”
父亲说了又说。而我却暗暗将父亲此刻的喜悦之情，与毕业典礼当晚饭桌上先生对我说“恭喜”时的表情进行对比。相比我这没见过世面而喜形于色的父亲，嘴上说着祝福的话而心里却不以为然的先生，反倒令我感觉高尚许多。可到了最后，我甚至对父亲这种基于无知而产生的乡下习气感到丝丝不快。
“只是大学毕业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好几百人呢。”
我终于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父亲一听，就变了脸色。
“我并不是说毕业后就一切都好了。毕业当然是好的，可我说这话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如果能知道的话……”
我听着，且希望父亲能继续说下去。可他却好像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但最终还是说道：
“就是说，我觉得你毕业真是太好了。你也知道我的病情。去年冬天你回家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最多能再活个三四个月。可不知道交了什么好运，一直到现在还没什么大碍。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宝贝儿子，还能在自己健在的时候从学校毕业，不是在死后，而是能在此刻亲身体会着一切，怎么能不高兴呢？你现在见了世面，觉得大学毕业也没什么不得了，听我反复唠叨着太好了之类的话，会感到有点儿可笑吧。可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有点儿不一样了。就是说，对于你毕业这件事儿，我要比你自己更高兴，明白了吗？”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在惊讶与羞愧下低下了头。父亲仿佛在平静之中接受了自己的死亡，而且认定是在我毕业之前自己就会死掉。我从没有考虑到自己毕业会对父亲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是糊涂至极。我从书包中取出毕业证书，恭敬地放在父母面前。毕业证被什么东西压得有些变形，而父亲则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开。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应该卷起来用手拿着。”
“中间撑点儿东西就更好了。”母亲在一旁补充道。
父亲盯着证书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壁龛处，将证书摆放在显眼的正中央位置。如果是平常，我一定又要说什么了，可这时的我和平时完全不同，毫无叛逆父母之意。我默默地望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用鸟子纸印制的证书一旦有了折痕，就会不听从父亲的“摆布”。刚刚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一松手就马上顺势倒了下去。
二
我将母亲叫到背人的地方，向她询问父亲的病情。
“父亲看起来精神头挺足的样子，还能到院子里做这做那。不过，这样对他好吗？”
“好像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大概身体已经恢复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母亲显得很平静。和大多数远离城市，在森林和田野中居住的农村妇女一样，她对这种事似乎处在完全无知的状态。可上次父亲晕倒的时候，母亲是那样得惊慌失措，那样得不安，这使我的心底产生出某种异样的感觉。
“可那时医生不是说很难治好了吗？”
“所以说啊，没什么比人的身体更奇妙了。以前被医生说得那么严重，可直到现在不还是挺硬朗的嘛。我不是在最初的时候也非常担心吗？还让你父亲尽可能地避免运动。但他就是这脾气啊。休息倒是休息，就是脾气太倔。一旦认为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了，就不会再听我的话了。”
我想起上次回来的时候，父亲硬要起床刮胡子的样子和他当时的态度。“已经没什么事儿了，你母亲总是大惊小怪，真是的。”当我想起父亲当时说的这些话，就更觉得不能责备母亲了。“不过，就算你在身边看着，也要多少注意一些。”——我本想对母亲说出这句话，可到底还是有所顾虑，没有说出口。最后只就自己所知道的医学知识，对母亲介绍了一些父亲所患疾病的情况。而这些知识也不过是先生和夫人在回来前传授给我的。母亲脸上并未显现感动之色，只是问道：“啊，竟然是同一种病。真可怜啊。那位老人家是多大年纪去世的？”
没办法，我只得撇下母亲直接去找父亲。父亲要比母亲更重视我的告诫，并对我说：“确实如此啊。你说的没错。不过，最了解自己身体的毕竟还是我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体保养已经有多年的经验了，关于保养的方法可以说最有心得。”母亲听了这番话后，苦笑着对我说：“你看看。”
“可是，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在意的啊。这次我毕业回来，他那么高兴，还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嘛。本以为自己不会熬到我毕业那天，可没想到在自己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文凭，父亲正因为这个而感到高兴。父亲他自己不也是这样说的嘛。”
“那个，你真是的。他只是嘴上那么说说，可心里觉得自己离死还早着呢。”
“真的吗？”
“他觉得自己还能活个二三十年呢。可有些时候，他也会说些让我担心的话——什么我的时辰也不长了；要是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啊，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下去吗之类的。”
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在这古旧空荡的农舍里生活的样子。如果父亲走了，这个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吗？哥哥怎么办呢？母亲又怎么办呢？心中有所顾虑的我，还能像从前那样离开老家，在东京优哉游哉地过活吗？我看着眼前的母亲，忽然想起先生对我的提醒——趁着你父亲还在世，一定要多分点儿财产。
“什么啊，那些总把‘死啊死啊’什么的挂在嘴边的人还真是最怕死的。你父亲也是一样，嘴上说着‘死啊死啊’的，其实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呢。倒是那些沉默寡言、身体健康的人反倒更加危险。”
我默默地听着母亲这套陈腐的言论，也不知道她依据的是什么理论还是有过什么统计。
三
父母开始商量着做红豆饭为我请客庆祝。从我到家的那天开始，我就暗暗担心他们会这么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所以我当即拒绝。
“不用这么铺张。”
我不喜欢乡下的客人。这些以吃吃喝喝为最终目的的人，都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我在孩童时代就曾经伺候过类似的饭局，所以对此深恶痛绝。而且一想到这次他们是为我的事情而来，我心里的痛苦就更深了。可我现在当着父母的面，没有办法直说让他们停止招呼这帮粗鲁的乡下人来家做客。所以只能以“铺张”为借口了。
“铺张什么呀。这可是一点儿都不铺张。这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啊。请个客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嘛。别想太多了。”
母亲把我大学毕业这件事看得和娶媳妇同样重要。
“不请客也没关系，不过可能会被说闲话。”父亲说道。
父亲最怕被人说闲话了。实际上在那种场合，只要那帮子人有什么不如自己意的，马上就会说起闲话来。
“乡下和东京不同，这里的事儿多很多。”父亲又说道。
“还有你父亲的脸面呢。”母亲在后面插了一句。
我也没法坚持己见了，心里想着只要他们高兴，怎么都行。
“我是说如果只为了我，那就别办了。如果担心别人在背地里说闲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你们没好处的事儿，我也不会坚持的。”
“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口啊。”
父亲的脸上浮现出苦涩的表情。
“你父亲也没说不是为了你啊。不过，你也该通通事理人情吧。”
一到这种时候，母亲就像个平庸妇女，净说一些不得要领的大道理。而且数量居多，我和父亲加起来都比不上。
“念过书的人就喜欢认死理儿，这可不行。”
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可这简单的一句话，却显现出了他平生对我的不满之处。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太冲，只是一味地认为父亲的不满毫无道理。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情又变了，他向我询问哪天最合适招待客人。对于终日无所事事，在家中晃荡的我来说，哪有什么不合适的日子。父亲这样征询我的意见，不啻向我做出的一次让步。在如此温厚沉稳的父亲面前，我自然也就变得顺从无违了。随后，我们父子二人便这样商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等待请客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治天皇染恙的通告。通过报纸，这件事迅速传遍了全日本。而在这乡下一隅的农家，经过多次坎坷才最终决定为我而举办的毕业庆祝，就这样像尘埃一样告吹了。
“啊，还是自觉一些吧。”
戴着眼镜的父亲看着新闻说道。随后，他开始默默地考虑自己患病的身体。我也回想起在不久前的毕业典礼上，天皇每年按照惯例驾临大学的情景。
四
由于人数少而显得过于宽敞的古旧屋室内，气氛一片寂静。我取出行李中的书籍，开始翻动起来。为什么我会如此心神不宁？而在那个灯红酒绿的东京，任凭耳边回响着渐行渐远的电车声，住在宿舍二楼的我却能专注认真地逐页读书，静气凝神，愉快地学习。
我常常动不动就靠在书桌上打盹儿。有时候还会特意拿出个枕头，痛痛快快地睡个午觉。睡醒的时候，满耳充盈着蝉鸣之音。醒了之后耳边就一直是这种声音，这让我的双耳饱受嘈杂之声的困扰。我怔怔地听着，心里不时地产生莫名的悲伤。
我拿起笔给一些朋友写了些简短的明信片和内容较多的长信。这些朋友中，有的留在东京，有的回到遥远的故乡。有些人会给我回信，有些则音信全无。对于先生，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把自己回到老家后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三页稿纸打算寄给他。在我封信的时候，忽然怀疑先生此刻是否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和夫人同时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位五十岁上下，梳着发髻的女士来看家。我曾经问过先生关于那位女士的事，先生却反问我：“你看像什么人呢？”我把她误认为是先生的某位亲戚。先生回答说：“我没有亲戚。”他和同乡故旧之间一向没有书信往来。那位我不知底细的看家女性，原来是夫人家的亲属，和先生并无关系。我再给先生寄信的时候，猛然想起那位女士将头发松散地用细带子系在身后的模样。如果信寄到的时候，先生夫妇刚好避暑出游了的话，那位梳着发髻的婆婆会立刻将它转寄到先生的所在地吧——这点儿智慧和热心还是应该有的。这么想着，我就清楚地知道没必要把这些事也写上去。我现在寂寞孤单，非常希望能收到先生的回信。可回信到底没来。
父亲不再像去年冬天我回来时那么喜欢下棋了。棋盘被放置在壁龛的一角，上面落满了灰尘。特别是在听闻天皇陛下的病恙之后，他仿佛陷入了沉思。每天都盼着报纸，拿到手后抢先读看。然后又特意将报纸拿到我的屋里来。
“快看，今天也有关于天子的详细报道。”父亲通常把天皇陛下称之为天子，“说句不应该的话。天子的病和我的病有点儿像啊。”
父亲这么说着，脸上浮现出深深挂念的阴沉气色。让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对父亲的病情不知何时会再次发作感到不安。
“可没什么大事儿吧。像我这样没什么用的人，也能像这样活着呢。”
看来，父亲一边认为自己还很健康，一边也预感到危险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了。
“父亲是真的有点儿害怕这个病了。好像并不像母亲您说的，他打算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
母亲听了我的话，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那你劝他下棋试试。”
我从壁龛中取出棋盘，将灰尘擦拭干净。
五
父亲的精神头慢慢衰退了。那顶曾经令我惊讶的、系着手帕的旧草帽自然也就渐渐闲置了。我每次看到那顶挂在熏得黑黑的隔板上的草帽，就会感到父亲是如此可怜。父亲再像以前那样进行轻微的活动时，我就会多少有些担心。在父亲安稳静坐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他好像又恢复了原来健康的样子。我常常和母亲谈论父亲的身体。
“完全是心理作用吧。”母亲说道。
母亲将天皇陛下的病情和父亲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了。而我可不这么想。
“不是心理作用。是身体真的变差了。与心情相比，身体真的衰弱了。”
我这样说着，心想是不是需要把远处那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再请来为父亲诊治一次。
“你这个夏天也够心烦的了。好不容易毕业了，也没做什么庆祝，而你父亲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天子也身体染恙……真倒不如你一回来就请客好了。”
我是在七月的五六号到家的，父母说要请客庆祝，则是在我回家的一周之后了。然后又过了一周，才最终商定好请客的时间。回到农村老家的我，自然是优哉游哉地聊聊度日。由于发生了上述事件，我才能避免受到不善交际所带来的痛苦，而母亲似乎丝毫没有理解我的这种感受。
天皇驾崩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手里捏着报纸，口中说着：
“啊，天子还是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出后半句。
我到镇子上买了黑色的薄绸。回到家后，我用买到的黑色薄绸将旗杆头包起来，又在旗杆头系了一条三寸长的飘带，最后将旗子斜着从门旁边伸向街道。旗子也好黑飘带也好，在无风的环境下都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那扇古旧大门的门檐上铺着稻草，经历风吹雨打之后，草早就变了颜色。不仅生出灰白的色彩，而且处处显得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出门外，怔怔地看着黑色的小旗和白纱布及其中间染出的红太阳色。这些颜色映照在脏兮兮的门檐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经对我问起过：“你老宅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和我老家的宅子风格是不是差异很大啊。”我很想请先生看看生我养我的这间旧宅子，可又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那张放置着书本的书桌前，我一面读着报纸，一面想象着东京现在的模样。我的想象力都集中在这座日本的最大城市，是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运转这一画面上。而身处在这个于黑暗中不得不运转起来的大都市，在那伴随着嘈杂喧闹的不安中，我看到了一丝灯火之光——那就是先生的家。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这光亮会被自然而然地卷入到了无声息的旋涡之中，也没有意识到这光亮不久就要在我的眼前倏然消失。
我想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给先生。我拿起笔，只写了十行就放下了，将信纸撕得粉碎投入废纸篓（我觉得给先生写信说这些事也不会有什么反馈，以上次寄给他的信为例，我就没有收到先生的回信）。我感到寂寞，所以才给先生写信，所以才期望能收到他的回信。
六
接近八月中旬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有个地方正在招聘中学教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这位男性朋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四处寻找这样的工作。他原本是想自己就此职业的，可后来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就想把这个工作的机会让给我，并特意写信告知此事。我马上回信婉拒了。我在回信中说，自己有个朋友，正竭力寻找一份教师的职业，这个差事可以转让给他。
我将回信寄出后，就和父母聊了聊这件事。二老并未对我拒绝的决定表现出什么异议。
“就算不当老师，也还能有别的好工作。”
从二老的这句话里，我能感觉出他们对我那份过高的期望。迂阔的父母好像总是期望着刚毕业的我能够获得与自己目前能力不相符的收入和地位似的。
“好工作？可最近也没有什么合胃口的好工作啊。我和哥哥所学的专业不同，而且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同，这样将我们两个人同等看待就麻烦了。”
“可你既然已经毕业了，如果连自立都做不到的话，家里也会颇感为难。若被别人问起你家老二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呢，如果答不上来，我也会没面子的。”
父亲脸色变得阴沉。他从来不知道离开这个世代居住的乡下，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怎么一回事。村子里的人往往会说些“大学毕业能挣多少钱啊”或者“能挣个一百多块吧”之类的话——为了在外人中有个好名声，父亲在听到这些话时，总希望毕业后的我能找到个合适的工作。我一向都把大城市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可在父母看来，我简直就是个踏空而行的怪物。而我自己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我常常想公开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可在与各方面都有着极大隔阂的父母面前又只能缄口不言。
“你老是说着什么先生先生的，去托他怎么样？毕竟是这种时候。”
先生在母亲的眼里就有这点儿作用。可这位先生是劝我回家后要趁父亲在世而早分家产的先生，而不是在我毕业后，为我谋职的先生。
“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父亲问道。
“什么也不做。”我回答。
我本想告诉父母，自己曾经跟他们说过先生没有职业这件事。而父亲也确实应该记得。
“什么都不做，这又是为什么？既然是你那么尊重的人，自然应该做些什么啊。”
父亲用语言挖苦我。在他的思想里，有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取得相当的地位，而游手好闲之徒不外乎是混混儿之类的。
“就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工资，可也没有整天闲着啊！”
父亲继续挖苦道。而我，则只能依旧沉默不语。
“如果他真像你说得那么了不起，一定能给你找个工作的。去拜托他吧。”母亲说道。
“不要。”我回答。
“那就没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呢？就算是给他写封信也好啊。”
“嗯。”我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声，便走开了。
七
父亲也很担心自己的病情。但每次医生前来诊疗时，他又没有提出各种问题让医生为难。而医生也颇有顾虑，对病情所谈甚少。
父亲似乎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至少他是在想自己离世以后这个家会怎么样。
“让小孩子受教育，也是利弊掺半啊。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可孩子肯定不回老家了。就好像特意为了父母与子女分别去念书似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就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由于受了教育，我也将东京认定是自己的归宿。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子，父亲发牢骚并非没有道理。在父亲的想象中，母亲孤单地居住在这间乡下老宅中的场景，一定令父亲更加感到凄凉。
家里不会发生什么变迁——父亲对此非常肯定。他同样相信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变迁。一方面，他想到在自己死后，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旧屋中生活，就会感到非常不安。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我能在东京谋得一个好工作——父亲的思想中充斥着这种矛盾。而我则一面觉得父亲的这种矛盾思想非常奇怪，一面又感到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可以回东京了，对此感到丝丝欣慰。
在父母面前，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寻找合适工作的样子。我写信给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家里发生的林林总总，并拜托他帮我介绍自己力能胜任的任何工作。虽然这么写，可我不认为先生在找工作上会帮我什么忙。就算是他愿意帮助我，以他狭窄的交际圈而言，也是枉然的。但我还是给先生写了这封信，并认为他一定会给我回信的。
我在写好信将要封上时，转身对母亲说：
“我给先生写了信。就是按照您吩咐的内容写的。您看看吧。”
和我预想的一样，母亲并没有将信封打开。
“是嘛，那就赶紧寄出去吧。这种事儿，就算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应该早些弄好的。”
母亲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而我也确实有种孩童的感觉。
“可只是寄信还是不够。不管怎么样，我到了九月还是要去趟东京的。”
“你说的也许是吧。不过也不一定就没有好工作啊，还是早点儿拜托他为好啊。”
“嗯。反正先生一定会给我回信，那时候看了回信再说。”
关于回信，我倒是非常相信态度一向认真的先生。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可我的等待最终还是落空了。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先生的任何音信。
“很可能是去哪里避暑了吧。”
我不得不向母亲这样解释。这句话并不只是对母亲的一个安慰，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可如果我不借个什么理由来帮先生辩护一下的话，心里就会觉得非常不安。
我有时会忘记父亲生病的事情，一心想着早点儿回到东京。而父亲也会偶尔忘记自己的病情。他担心自己的未来，可又未对未来采取任何举措。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向先生劝说的那样，得到一个与父亲坦白分配家产的机会。
八
进入九月后，我终于要回东京了。我拜托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老这么在家里待着的话，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好工作的。”
我向父亲表示，回东京正是因为要找到父亲期望的那种工作。
“当然，找到工作后就不用寄钱了。”我又补充道。
我总有种感觉，这种好事到底是不会落到我头上的。可对社会不甚了解的父亲，和我有着相反的感觉。
“如果找工作的话，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吧，总会给你想想办法的。可不能时间太长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必须自立了。本来找到了工作，马上就不必再依靠家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只知道怎么花钱，根本不知道怎么赚钱啊。”
父亲嘟嘟囔囔地发了不少牢骚，包括“过去是儿子养老子，现在老子养儿子”等。而我只能默不作声，恭敬倾听。
父亲的牢骚暂时告一段落。我刚要悄悄离开，父亲向我问起何时回东京。对我来说当然越早越好。
“让你母亲定个日子吧。”
“好的。”
那时的我，在父亲面前格外谨顺。我希望在尽量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前提下离开老家。而父亲又留住了我。
“你一回东京，这家里又会变得冷冷清清了。只剩下我和你母亲两个人了。虽说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可也说不准哪天就会有什么意外。”
我极力安慰父亲一番，然后回到自己房间的书桌前。我坐在四处摊开的书堆中，不停地咀嚼刚才父亲充满不安的态度和语言。这时，耳边又传来蝉鸣之声。这次的蝉鸣和近几日听到的不同，是寒蝉的鸣叫之声。我在夏日返回故乡，端坐于一片躁耳的蝉鸣之中，心中时时涌出不可名状的忧伤。这忧伤与那鼓噪的蝉鸣之声，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沁入肺腑般的痕迹。每到这时，我就会一动不动，独自审视着自己。
在夏天回到老家后，我那份忧愁开始渐渐变了情调。如同秋蝉之鸣变成寒蝉之鸣，我感觉包裹着自己的人生宿命，正在巨大的轮回中慢慢移动。我一面反复思考着处于孤独状态中的父亲和他的语言及态度，一面又想起了我投信而去，但却未向我投信而还的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和父亲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存在。而我，又一股脑儿地将这完全相反的两者进行比较，一起联想。
我几乎知晓父亲的一切。如是父亲离世，只不过是某种父子之情的遗憾。而对先生，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他答应要与我谈谈自己过去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之，对我来说，先生是扑朔迷离的。我定要越过两个人之间的障碍，将我们的关系推进至更加光明之处后才可一逞快意。如果断绝与先生的联系，我会极为痛苦。最后，我找到母亲，和她商定了返回东京的日期。
九
在我快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动身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忽然又发病了。当时，我正在捆绑装有书籍和衣服的行李。而父亲正在洗澡。我听到正在给父亲搓背的母亲大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就看到裸体的父亲被母亲从后面抱了出来。可回到房间时，父亲却说已经没事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坐在父亲的枕边，用湿毛巾为父亲的额头降温。一直到九点多才随便地吃了几口晚饭。
到了第二天，父亲恢复的情况要比想象中的好。他不听劝告，又自己去了厕所。
“已经没什么事儿了。”
父亲又重复着去年年底昏倒时对我说过的话。不过那时候确实像他说的那样身体暂时没什么事了。我觉得这次可能也会差不多吧。不过医生只是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之类的话，却不肯把关键的什么说出来。我内心极度不安，即使已经到了回东京的那天，也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
“还是再看看情况怎么样吧。”我和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同意我说的话。
母亲如果看到父亲精神满满地在院子里散步，或是下厨房什么的，会不以为然。可出了这档子事，她又会过分担心。
“你今天不是该回东京了吗？”父亲问道。
“嗯，过几天再走。”我回答。
“因为我吗？”父亲反问道。
我犹豫了片刻。若回答是，正好证明了父亲病情很严重。我可不想拨动父亲那过于敏感的心弦。但父亲好像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真抱歉啊。”他说着，转向院子。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放在那里的行李。行李捆得很结实，随时出发都没问题。我怔怔地站在行李前，想着是不是把行李解开。
我又在这坐立不安的状态中度过了三四天。父亲又一次晕倒了。医生命令他保持严格的卧床休养。
“到底怎么办才好啊？”母亲用父亲听不到的细小声音向我问道。母亲面露担忧。我想给哥哥和妹妹打个电报，可卧床的父亲倒是看不出有什么苦闷的情绪。看他说话的样子，与患感冒的时候完全相同。父亲的食欲一直在增长，而且还是那么不听人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