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至1998年，在这五六年间，正当我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时候，有两三个棉厂厂长被提拔为棉花公司的副总。众所周知，他们搞几个厂亏几个厂，但却能提拔升迁，除了有后台，就是会送礼。而一旦到了位置上，更会作威作福。公司的老总多了，车子不够用，办公室主任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派车。有一次又说xx老总要用车，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说：“什么x老总，天天都是老总用车，对不起，车子我要用。”大概这次把话顶回去起了作用，以后再不敢派我的车了。有一次张副总跟我说：“中华，以后说话注意点，别一杆子打倒一大片，得罪人多了不好。”
企业状况不佳，各项费用又减不下来，我整日里忧心忡忡。
当时不光是棉花企业不行，食品公司己经倒闭。凡是国有和大集体企业，都面临着人浮于事、积重难返的局面。1998年3月17日，******上任******总理后，大刀阔斧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倒闭破产、兼并重组，广大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下海创业。一时间，全国广大的工人、职员陷入极大的危机与惶恐之中。国家也在经受着改革带来的一次次阵痛。
国有企业的尴尬和我的亲身感受，也觉得企业非改革不行。按着老路走下去，必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就自觉地先把小车卖了。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打班车、公交车出差办业务，带头过紧日子。我应该是企业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理解者。然而，实际操作中，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最终我做枷自受，成了改革的受害者。
一次我同下面S厂的厂长闲聊，我说：“现在企业这么难搞，我有点灰心，到你那里当个副手，清闲清闲。”就这样一句闲话，却被人利用了。没过多久，任总就找我谈话，他说：“听说你想下去当副厂长？”我说：“随便说说，即便认真考虑这事，也要等明年我二女儿上了大学，没了后顾之忧了再说。”原话如此，就暂且放下了，我以为说说也就算了。
谁知不到两个月，一天上午，我被召到老总办公室谈话。参加谈话的有县社党委分管人事的刘主任、棉花公司管人事的副经理共四人。
任总说：“关于王中华工作调整的问题，县社党委已经研究决定，请县社领导宣布一下”。
县社刘主任说：“根据任经理提议，征求你本人同意，经县社党委研究，调你到S厂任副厂长，你有什么意见，两级领导都在这里，请当面谈谈你自己的想法。”
我一听就懵了，感觉事不对，好像有被愚弄欺骗的感觉。心里一股火按捺不住，就发泄了出来：“县社领导在场，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一下。”我就把事情的起因经过述说了一遍。接着又说：“要争求个人意见，我不同意下去。要是组织决定，也要等到我的二女儿上了大学，我没了后顾之忧了再去，请组织上事实求是。不说我这么多年工作成绩怎么样，起码应该尊重我个人的意愿，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我当时带着情绪，有点义愤，一时间场面尴尬。
刘主任说：“不是说你本人同意的吗？怎么会是这样！”
任虎星十分难堪，他本来说话就不利索，现在更是吞吞吐吐地说：“那就暂暂暂且放下，以后再说。我搞组织工作这么多年，从没这样过，算算我失误。”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县社刘主任跟我说：“当时任经理提出来，我们就觉得不正常，无缘无故把一个正职降为副职，从城市调往乡里，不合常理嘛。任经理强调是你本人同意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既是这样，那就先放下吧。”
过后，我把这事扔到九霄云外。可别人却耿耿于怀，一次上班路上，一辆卡车在我面前戛然而停，差几公分没撞住我的自行车。随即从车窗探出一个头来说：“王经理，听说你要调走了，我以为你能永远干下去哩。”此人是我单位的职工，恰好他又是任总的老乡，我心里已有不祥之感。
又过了不到一月，棉花公司一副总又找我谈话，说：“县社和公司都决定，你既不愿下去，那就留在原单位任书记。现在企业不好搞，就派别人来。”我问新任的经理是谁，他说是叶如秋。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叶如秋是任虎星的老乡加老表。原来这是他们早就设计好的一个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