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5、6月份，本该是黑龙回家的季节（后边附录有黑龙回家的故事）。但今年这个季节，人们关注的是另一条龙，一条红色的龙。它挟着红色的暴风骤雨袭来。不仅是淅川、河南，很快席卷全国。风暴所及，大好河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摧枯拉朽一般冲击着各个领域。先是文化教育、党政机关，接着就是工农业战线，再接着就是公检法和军队。
这场风暴，当时叫做**********。先是由几支笔杆子挑起事端，实际是******蓄意发动的。5月份，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通知和决定。通知称为“516”通知，决定因有十六个条款，被称为“十六条”。有了这两个上方宝剑，各行各业各自对照解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各自的运动。
学校停课了。校长老师被戴上高帽子，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身份，被批判游街。学生和一部分老师先是分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开展口水战和标语战。后来，战线大乱，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即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其间也锻炼了一批英雄人才。
****初期，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参加任何组织。跟着全日制班里热爱文艺的几个好朋友，天天搞宣传。即学校的洋乐队加上我们几个会吹笛子的同学，敲着洋鼓，吹着笛子，行进在街道、乡村。贴标语、喊口号，土洋结合，不伦不类。当时吹的是“高高的兴安岭”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几首进行曲，节奏简单明快，易于配合。
课是上不成了，就连半耕半读的半天课也停了。记得代数二册还没学完。就这样混着，反而大家都一样了。****初期那些活动我都没参加没跟风，当然以后就没有以此为荣，向人炫耀的资本了。
1966年底，串联高潮过去了。大城市的****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农村的学生们一阵热闹过后，回到家也就静下来了。我和他们一样参加了生产大队的****话动。主要是帮生产队用硬纸雕刻各种字体的“忠”字和毛主席语录牌。到处印刷，门上、墙上、大石头上，凡有平面的显眼的地方都刷上。最显眼的是在二郎山的西瞭坡上一块十几亩地的大坡面，被泼刷成了一个大大的“忠”字。站在马蹬北门外都能看到。这是后营大队的杰作。
那个时候，人们拥有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本，就像现在的人玩股票、古玩一样，一旦有了新的版本、款式，不亚于股民玩家对绩优股上涨和捡漏一样，欣喜若狂。于是远在天南海北的同学、战友都互相交换、赠送，成了人们的一大兴趣。至于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一些怪异现象，人们知道的太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1967年初，大队成立了******思想宣传队。我和同在三中上学的三个女生都参加了。主要力量是上洼回乡的一个刘老师和大队的一批青年人。才开始就演一些对口词、三句半、快板书，表演唱一些语录歌等一些小节目。我们四个中学生演的是小合唱，《红日》的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和《上甘岭》的主题歌“一条大河”。我们的演唱还算清新不俗，是每次演出的保留节目。到后期就演一些革命样板戏。
参加了宣传队，我可就有用武之地了。凡是演唱类的节目，我都用二胡或笛子与刘老师一起伴奏，他用的是土吉他。演唱曲剧，我和刘老师给大弦协奏。
我当年十六七岁，能识谱并能演奏乐器，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团支部书记刘兴胜是宣传队的领导。他人很聪明，高中肄业，学啥会啥。唯独唱歌五音不全。他特别佩服我，喜欢我。还有几个大龄女青年也喜欢我，有事没事就拉我的手，跟我凑近了说话，气息撩人。还有更大方的一个叫贺淑清的女子，差不多比我大五六岁。在一次夜场演出后回家的路上，跟我说她要跟我结婚。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不是我那时不解情事，而是根本没准备、没条件去想去谈这件事。
还是在初中一年级，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农技老师陈蕙带着我们到河西一生产队观摩玉米受粉技术。观摩结束了，同学和老师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在河湾里隅隅独行。忽听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班里的女同学尚瑞玲也没过河。并说他怕水，要我背她。于是我就背她过河，背着女同学，感觉柔软无骨，非常舒服，不知从哪里散发出的异味，自觉香薰欲醉。我在浅浅的河水里走着，就漂起来了，好象躺在床上一样，非常美妙。刚要翻身就醒了，席子上湿了一片。我第一次梦遗了。我羞惭难当，我也很害怕。因为之前听说过某某人得的是梦遗病，瘦得不成人形。
尚瑞玲是陈蕙老师的女儿，胖子但聪慧过人，因家庭成分不好，也来上耕读班。别的同学取笑她是胖娃娃，我却暗暗地喜欢她。心想，她要能给我做老婆，我一定愿意，不赚她胖。真是异想天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赶上青春成熟期，我就做了一个荒唐梦。
自从我做了那个梦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怕我得了梦遗病会死掉。我自惭形秽，总觉得自己龌龊。我消瘦了，面皮发黄，走路也无精打彩。跟村里一些大龄男青年一起在山里割柴或到河里洗澡，经常见他们自慰，我看了既恶心又好奇，骂他们流氓。他们说我没长大。后来慢慢的就懂了，觉得并不可怕。可那个时候谁懂啊，在书本上从来没见过这方面的文字，人们更是羞于启齿谈论性的知识。所知道的只是流氓犯罪和农村青年那种野性的发泄。在他们中间自学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