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老白接触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的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的影响，每当我遇到闷心事的时候，一想到老白就想发作。时间久了，我竟能即兴发作，不用想老白了。
前几天，我们单位组织科长退休了，组织科四十多岁的副科长老赵有望顶上去，可在班子会上，一把手突然提出让办公室入党还不到一年的小沈当组织科长。这小沈是个富家子，还不到三十岁，刚来一年就入了党。按惯例这种事领导事先应该同班子成员私下打个招呼，看来她根本没把我们几个人放在眼里。我的机会来了，我率先发言，如果等到有人赞同就晚了。
我否决的理由非常充分，入党不到一年当组织科长不符合组织要求，另一个班子成员也提出了异议，还有一个保留意见。一把手的提议没有通过，有些气急败坏，我提的老赵，她很不耐烦地说“先放一放吧”。我知道这一放，不知道放到哪一年。
问：这种人是怎么上来的？
回答：经领导推荐，组织部门考核，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问：机关里这种官儿多吗？
回答：很多。
又问：这么严格的选官制度怎么还会有问题？
我的回答是——推荐制无法保证被推荐人的操守、才干。人太复杂了，谁也不知道这人明天有了权会怎么做。再有，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是要有思想基础的，就是说大众的境界也要跨越。境界是不能跨越的，要缓慢提升。人的境界没有提升，制度有了跨越，一定会出问题。有人自豪地说：“我们用三十年时间走了人家一百年走的路。”问题就在这，我们走快了，精神与物质没有同步发展。就是所谓的转型中的问题。
科举上来的官是凭自身能力考上的，所以民众信服。大众信服带头人才会跟着走，如果不信服就会有麻烦，带头人要经常停下来说服大众，还要时时回过头防止民变。今天的招聘、招标就是这种理性的回归。如果“官”都是凭自身努力考上的，官民矛盾就会减轻，国民才会喜欢读书。推荐制的结果是有推荐权的人被团团包围，不得安生，结果不难想象。
同学周自横的女儿结婚，结婚前二十多天周自横在街上看到我了，叫住我，告诉了我他女儿结婚的日子，因为时间长，我给忘了。此后周自横见到我，把头转了过去，有意不理我。我见状，猛地提起了丹田气，大叫一声：“周自横，你怎么把脸转过去了？不就是因为你闺女结婚我没去吗！你提前二十多天告诉我，我能记住吗！你还不理我了，能全怪我吗！”慌得周自横连忙道歉。
我借着酒兴，把这场景讲给了黄虫子听，原以为他会表示赞同，夸奖我两句。谁知这家伙听完后，竟厉声质问我：“你别装傻了，你就是没把周自横当回事，市委秘书长孩子结婚，提前四十天告诉你，你能忘吗？”
“那不能。”我连忙承认，我要是不及时承认，这小子还不知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他可不给我留面子。
说到秘书长，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为了堵黄虫子的嘴，也为了缓解一下酒桌上的气氛，我又讲了段故事。
几年前，我在市委机关党委纪检组当副组长的时候，单位接到群众举报，说是机关印刷厂一年前改制的时候有问题。简单地说机关印刷厂由国有改民营的时候，价值作低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举报的人拿出证据说当时主持转制的吴秘书长有问题，这个时候吴秘书长刚刚退休。纪检书记让我和市纪检委的同志一同找吴秘书长来纪检组谈一谈情况。我打电话通知了吴秘书长。
吴秘书长算是我的老上级，我和他虽然在一个大楼里办公，可很少打交道，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面，也只是在实在避之不及时，双方才勉强打个招呼，看得出他是出于礼貌才回应我的。我是个小人物，人家根本不会认识我。市委秘书长管的部门多了，市委保密局，机要局，档案局，机关党委（现在叫机关工委了），还有食堂，车队等部门。虽然现在退了休，和我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让我找他来谈情况，我有点忐忑，又有些兴奋。真想不到，吴秘书长一进纪检组的门，就很谦恭地握住我的手问：“临窗，找我什么事？”
我惊奇他竟知道我的名字，我看到他的谦恭中流露出了明显看得到的惊恐。想不到我曾经尊敬、羡慕并竭力巴结的上司，竟然这么虚弱。他接下来的问话更让我惊奇。
“你家粟粟现在怎么样？”
啊，他还知道我老婆叫粟粟！
我这才相信办公室老姜曾跟我说过的一段话，“你别以为大领导在走廊上抬着眼睛向前走，没注意到你，你经过他身旁时什么表情他全看到了。”
吴秘书长的事最后以查无实据了结。
我始终不知道他是早就认识我，还是那天我打电话找他来谈情况后，他现找人打听我的。
我沿着这思绪向意识的深处走，想弄明白。
突然，一个响雷在我头上炸开，骤雨跟着就下来了，河边的闲人四下乱跑。我东张西望，不知道该躲到哪里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