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位都喜欢看小说，于是这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贴，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贴又不见了。
正当我得到“贤内助“之时，政治形势也有好转……不久，我们搬回了原来住的大房子。我又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仙人的未卜先知。她手脚大方，交游很广，从此，我们家里，人来人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热闹非常。
过了一年多，我正庆幸家庭中兴有望，政治形势又大变……政工组的人来得勤了，客人稀少了，同院人态度又变了。仙人的神态，也有些异样，她到学习班去了。……最后一次回家，她说：“消息不好，你准备一下吧，恐怕还要抄老干部的家！这是政治，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你善自为之吧！“确实，这些日子，户口警到我家察看的次数也多了。
从此，她竟杳如黄鹤。我也从梦中醒来了。
孙犁一生坎坷、感慨良多。然而提笔为文却有意淡泊静恬。而让读者去体味这淡、静中蕴含的并不淡、静的内容。这篇小说，便代表了他一系列笔记小说的语言风格。
相对而言，汪曾祺经历起伏不大，因而他的小说语言与孙犁的语言在表面相象中又有不同处：他是从内到外都浸润着一种散淡、超然的气韵。他主张写小说要摒除浮躁的火气，写回忆中积淀下来的东西；他把小说写得“近似随笔。“他的兴趣在于笔墨的简洁。他在一九八六年写过一篇《关于小说语言》的论文，纵论小说语言而且常常论及自己的小说语言。他写过关于何立伟小说的评论，写过林斤澜小说的评论，在这后一篇文章中，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文字游戏“对小说家说来不应是贬辞。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意体现这些主张（小说是回忆，是随笔，是写语言），如他的《陈小手》、《钓鱼的医生》、《岁寒三友》、《打鱼的》、《榆树》、《钓人的孩子》、《鸡毛》以及受人称赏的《大淖纪事》、《受戒》等篇章。且看他《桥边小说》中《詹大胖子》中的叙述语言。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
詹大胖子摇坏了很多铃铛。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梧桐树又一年一年第高了。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秋天，詹胖子扫梧桐叶。学校有几棵梧桐。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詹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把枯叶子堆在一起。烧掉。黑的烟，红的火。
……詹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放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下了几场雪，整个学校都是白的。暑假里，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上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这段语言很能代表汪曾祺的风格：疏散淡泊，果然有一种摒除烟火气的超脱感。很明显有从我国古代笔记诸如《世说新语》、《梦溪笔谈》以及明清小品中脱胎出来的痕迹。
应该说，在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这种笔记体语言确给人一种清新独到又返朴归真的艺术美感。它们之所以能特树一帜并有相当的成绩，就在于此。
然而它也有着自身的缺欠：过于追求古朴、淡泊、疏散、自如，若作一短篇供人清玩。确可赏心悦目。但若用这类语言写长篇，表现丰富复杂、变动激荡的大场面、大世界，就有力不从心之感了。纵写出来，也极易使作品通篇气氛过于沉闷浅谈。
语言极调必须与小说内容相契合，不可为语言而语言。孙、江两位以擅长之文字，专攻精致短篇，而不特制巨作，是明智的。另外，即使在短篇叙述中笔记体语言也不宜全凭已心、任意挥洒，还该有必要的节制。在这方面，孙犁是清醒的。而汪曾祺在有些篇章中把小说完全向笔记靠拢，并特意追求一种“语言游戏“的行文情致，便多少显出“特意的超脱、自然“，反为所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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