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其中连长、排长、班长都已经阵亡，剩下的全是战士。在阵地的暗堡中，伤痕累累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蒋庆泉已经成为他们的心灵支柱，因为此时唯一能与外界联系上的只有这台步话机。战士们保护着蒋庆泉的安危，以便他可以顺利为指挥部汇报炮兵射击诸元。但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近。枪林弹雨中，战友一个个相继倒下。
蒋庆泉的心似乎都要撕裂了。在阵地即将丢失之际，蒋庆泉嘶吼的向炮兵指挥部汇报着射击诸元，并大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的弹药供给出现问题。负伤的他在地上爬着，寻找枪自杀。没几分钟，一枚瓦斯弹骤然打入碉堡，炸晕了蒋庆泉。
带着浑身的疼痛，待蒋庆泉缓缓醒来之时，却发现自己躺在一辆运输战俘的汽车里。这段被俘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
当时，作为《战地报》记者的洪炉，找到了当时指挥所的谷德泰和陆洪坤，并于1953年5月18日，迅速完成了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然而，部队在为蒋庆泉准备报功向军内外宣传时，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的战俘中，我军6000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蒋庆泉的名字。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了下来。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大家都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
归国后，志愿军战俘全都送往辽宁昌图归来人员管理处。在管理处，蒋庆泉与另外15名战士搭配为一个班。一年时间里，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检讨，不讲功，只讲过。虽然每个人仍然穿着志愿军军装，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一年后，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党内处分的结论。到“文革”时，蒋庆泉被造反派批斗，称其为叛徒，到处贴满了大字报。
1981年12月，民政局和组织部做出取消对蒋庆泉党内处分的决定。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没流过一滴泪的蒋庆泉，终于嚎啕大哭。
民族气节 撑起一生
洪炉将蒋庆泉与另一个战士的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他们结合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掀起了举国轰动的爱国热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记得英雄王成。王成的英雄事迹，几乎成为一个标尺，令人崇敬，令人神往。
作为“王成”现实版的原型之一蒋庆泉，却并没有像电影中王成那样成为人们崇拜的英雄。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从战场归来，除了弹伤，便只剩下难以碰触的经历。回国后，蒋庆泉不愿向任何人提起往事。
洪炉记得，蒋庆泉曾噙着浑浊的泪水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后来，联合国军决定与中方交换俘虏。一天，联合国军方面要在蒋庆泉和其他被俘战士的胳膊上刺上“反苏反共”的字样。
蒋庆泉硬是挺直了腰板：“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送往釜山战俘营。至1953年8月，蒋庆泉和部分战友，突然被押解上一艘登陆舰并关进铁笼。他们以为自己即将被处决了，并做好了视死如归的打算。但历史又和他们开了玩笑，他们最终被送回国内归来人员管理处，开始了反省之路。
离开管理处后，蒋庆泉的生活更为平静，现年83岁的蒋庆泉，每周主要的生活，就是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缝制的1块钱一双的鞋垫，塞进黄色的纸箱，然后送到集市上去卖，余下的时间就是抽1块钱一包的香烟、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而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半个世纪过去，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蒋庆泉或许永远都只会是一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没人注意的老头。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在当年《战地报》记者洪炉和亲历者陆洪坤，将蒋庆泉的事迹向外界吐露后，引起国内多家媒体的反思和跟踪报道，昔日默默无闻的英雄，今朝终于有了平反的一日。
他，是英雄！是中华民族的榜样！视死如归面前，他没有变节；威逼利诱下，他依然高傲。虽为战俘，气节却始终如一。他，挺起的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