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小星也说：“就是，作为共和国的未来一代，吃点苦怕什么！我现在肚子真的不饿！”
邵若明见两个女孩调子都很高，就不吭了。
一路上，叶好龙有点蹦蹦跳跳的，像西天取经的孙猴子一样。虽然街灯璀璨，虽然车流量很大，虽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万家灯火开始次第点亮开来，但因为是冬季，走在宛如槽型钢一样的大街上，邵若明感到跺跺脚都能听到沉闷的回声。
“快看，快看，那个小伙子的帽子可真爱国呀！”戈小星忽然拉了一把邵若明说。
邵若明回头看时，见路上三五成群徒步前行的人群中有个胖墩墩的小伙子，他穿着件绣有五星图案的大红羽绒服，戴着个绒线编制的大红帽子。那帽子前面，结结实实绣着个大大的国徽，几乎罩住了他的半个脑袋。整个帽子的造型就像没有帽檐的大盖帽往额头方向戴偏了一般，不但相当有个性，也非常喜庆、保暖和好看。
岑碧琼也注意到了，就说：“他那帽子真有创意和视觉冲击力，我原来以为球迷才造型疯狂呢，想不到看升国旗的人里面也有独树一帜的。”
叶好龙就说：“要不，我们就跟着他吧，说不定过一会到广场，安检都免了。”
邵若明说：“北京这地方啥人都有，啥造型都不奇怪，无愧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你俩怎么觉得他也是去看升国旗的？！”
叶好龙吐了一下舌头说：“也是，看来我和岑碧琼是惯性思维了。”
邵若明小声说：“现在是凌晨还好点。要是上午，尤其是五一或国庆等日子，估计这一路就是戴红袖章的北京老头老太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或蹲着或坐着或晃荡着！”
岑碧琼就笑着问：“难道她们还怕咱们偷窨井盖不成？”
邵若明说：“咱要偷井盖子那就摊上大事了。老太太们闲着没事出来，主要是监督外地人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或者制造点不稳定因素什么的。他们都是有报酬的！”
戈小星觉得新奇，说：“是吗？干这个还拿报酬？我还以为是老头老太太们素质高，义务帮政府分忧才发挥余热呢！”
邵若明说：“素质个屁，真有素质的人会为几个钱干这缺八辈德的事？盯人、防人、歧视人甚至侮辱人，跟狗似的……”
叶好龙也插嘴说：“还别说，这些老头老太太能耐大着哩。刚才我在候车室捡张旧报纸看，上面有个段子说，有个女的在木樨地当街被抢，大呼‘救命啊，抢劫！’，街上行人竟无一人上前帮忙，让抢匪从容逃走。回家后，公公和婆婆就给她支了个对付劫匪的方法。”
“数日后，该女又遇抢劫，”叶好龙继续讲道，“只见她往地上一躺，大呼‘外地人欺负人啦！’。当时就见几个精壮小伙和一批戴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太全部赶了过来，人人义愤填膺，个个磨拳擦掌，把抢匪团团围住了！”
岑碧琼听了，就呵呵笑着说：“难怪有个叫刀尔登的老外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快到五点的时候，步行的人们来到了天A门广场西边。
叶好龙眼尖，远远看到天A门城楼后就喊：“到了！到了！真雄伟，真让人自豪啊！”
虽然是清晨最冷的时候，但邵若明看到通往广场的地道口已是人头涌动。人们排起的长队几乎跟火车站售票口差不多。
此时，邵若明就见身旁有个干部模样的人，用地地道道的京腔跟身边的另外一个人抱怨说，这些傻逼，来这么早，还来这么多！让人连觉都睡不好，国家有关部门真应该限制人员进京才行啊！
邵若明带领三个同学走进那个地下通道，要上去的时候，见安检口的警察正在检查刚才车站公交牌边见到的那个陕西老汉包里的东西。
那老汉虽然年纪大了，但对警察却是非常恭敬和配合。就在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通关的时候，一个警察忽然从他带的东西中抽出了一张打印了许多字的纸，问：“这是什么？”
老汉回答说，是儿子的离婚诉状，自己出来的时候想着，万一坐地上需要有个垫屁股的纸，就顺手拿上了。
那警察听了，就说：“你拿什么垫屁股不行，非拿这个！这属法律文书，按规定，是不准带过去的！”
老汉还想解释，那警察已经面无表情地喊“下一个”了。
那老汉大概觉得自己从小就见过M主席，当然不吃这一套。就在一旁质问：“你们凭什么几张纸都不让额（我）带？这是谁的规定？给额（我）说清楚！”
但很快，就有人过来强行把他拖走了。那老汉被拖拽远了，还依旧不服气，喊：“额（我）从小就见过M主席！”拖拽他的人就说：“我还见过斯大林呢！”
这一幕让岑碧琼看着惊心和揪心。排队约10分钟，在经过查验证件、X光机扫描行李和人工翻包检查三道程序后，岑碧琼和大家终于挤挤挨挨地进了广场。
此刻，整个广场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晨光中的天A门城楼也显得更加巍峨和金碧辉煌。
不时有洒水车过来过去冲洗那些大方格子般的地砖。岑碧琼不远处，有个当官模样的人正对拿着水龙的工作人员提要求说：“冲洗完的地方，蹭上去只许有水，不准带泥。简单些说，就是要用‘狗舔的标准’来冲洗。以后，咱这个洗路经验说不定还要在全市乃至全国推广呢！”
广场上停着几辆警车。十几个警察不时对游客携带的包进行开包抽检。也有抽检游客身份证的，更多的则是劝说游客不要停留，参观完就赶快离开。
因为一眼就能看出岑碧琼几个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乃至狗屁不是的学生，所以警察们也懒得再过来盘问。
但来到广场上的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皮肤黝黑、穿着廉价衣服的、农民打扮的人，以及那些明显没见过世面，行动拘谨、举止不大自信的人，就成了执勤警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警察会随意上前截住他们，在查验身份证后毫不客气地叫他们把包打开。而他们也只有乖乖照做，如同木偶一样。
天A门正对面的国旗杆下已经围满了人。大家都在争取着有利的位置，等待国旗护卫队迈着正步出来的那个神圣瞬间。
因为人太多，邵若明、岑碧琼、戈小星、叶好龙拢过去的时候就只能站在外围，踮着脚或者跳起来看了。戈小星还笑着对邵若明说：“邵大哥，你可不可以扛着我看呀？”
邵若明就说：“你又不是小孩子。再说，我都累成这样了，你是准备压死我呀！”
拥挤的人群外面，忽然来了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准备采访群众看升旗的媒体记者。于是人们又像钱塘江的回头潮一样漫了过去。
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面对采访镜头说，今天是她和男朋友订婚的日子。早上3点她就和男朋友专程从河北农村开车来了，她要通过看升旗仪式，让伟大祖国见证她们的爱情。
邵若明忽然觉得那姑娘很面熟，想起刚才在广场入口处安检时，安检员要她解开外套接受检查，她很配合地脱掉了厚外套，露出了下面很漂亮的黑色T恤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天A门广场看升国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也特别幸福，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那姑娘最后激动地对电视镜头说。人群中也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看完升旗仪式后，已经是早上8点。岑碧琼她们还想着要去M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执勤的警察已经开始叫人们离开广场了。
虽然意犹未尽，虽然有点遗憾，但总算实地体验了一次升国旗的激动和光荣。岑碧琼、叶好龙、戈小星三人在乘公交车返回火车站的时候，显得依旧亢奋。只有邵若明因为太累而不发一声。
公交车外已经是难得的阳光灿烂。岑碧琼因为心情不错，使劲拍了一下邵若明说：“邵若明，你就不能高兴一点吗？脸色跟西瓜皮一样。”
邵若明不耐烦地说：“看到你们玩的高兴，我当然也高兴了。不过我现在就想睡一觉。可惜我还得十多小时才能到家，才能端上香喷喷的饺子，吃上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呀！”
总算又回到候车室后，邵若明独自找个宽松的位子开始抱头睡上了。岑碧琼和戈小星也想乘上车前赶紧休息休息。只有叶好龙心情愉快地坐在背包上，东瞅瞅，西看看，开始耗费漫长的等车时间。
叶好龙正想着北京这地方就是不错，连候车室也明显比别处高大之际，忽然走过来一个穿制服、没有戴帽子的人，让他把票拿出来，说是要临时查票。
叶好龙觉得北京这地方查个证件都很随便，就不假思索地掏出自己的车票，递给了那个制服男子。不料，那男的一拿到票，抬脚就跨到了长椅的另一边。
叶好龙一惊，本能地大喊：“抢车票啦！快来人呀！”
听到叶好龙惊叫，邵若明、戈小星、岑碧琼都赶紧跑了过来。好多人也把目光投到了这边。就见那人隔着候车室长长的椅子站着，并不走，而是对叶好龙说：“你再喊，我就撕掉你票，让你上不了车。你拿一百块，就还你！”说着，那人做出了欲撕票的动作。
候车室内又吵又乱，也没有人过来管。叶好龙无奈，跟那人说：“我老家是农村的，没一百元，只有五十元。你行行好，把票给我吧，求你了！”说着，把兜里的五十元递了过去。
那人接过五十元钱后，把票还给了叶好龙，一转身就消失在了进进出出的人潮当中。
“你咋那么好说话？给他钱干嘛？”邵若明埋怨叶好龙说。边上的几个听上去口音像丹东那一片的好心人也说，要是换成他们，就上前跟那家伙拼命。
“我也没办法。他要真撕了我的票，咋办？”叶好龙呆了一样，委屈地说。
“他要敢，就扭他上派出所！”邵若明说。
“可我们就没法上车了。你看，再40多分钟，车就来了！”叶好龙无奈地说。
“也是，我知道小叶子不是缺乏智慧和勇气，只是因为咱没有时间和精力让事情复杂化。算了算了，破财免灾吧！”岑碧琼安慰大家说。
戈小星听了，说：“也许人家就是看准了我们这种心理弱点，所以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勒索人！”
正说话间，有个警察巡逻过来了，问刚才是怎么回事。叶好龙就委屈地说：“有人冒充警察查票，勒索了我50元钱。”
那警察听了说，维护首都的H谐稳定及良好国际形象，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同学，你做的对，有大局意识，值得表扬！因为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现在一些西方敌对势力正整天寻思着炒作咱们的负面新闻呢，咱就是不给它提供这种机会！
那警察一走，邵若明就发牢骚说：“早不来，晚不来，坏人都跑了才来，还不如不来！”
边上有个四五十岁的人听了，就用兰州榆中方言揶揄叶好龙说：“听到没有，同学？你是维护了首都良好国际形象的大功臣嘞！”
那个兰州人的同伴就赶紧提醒他，说：“别乱讲话，注意你的言行。我听说曾经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妈妈背着家乡的油饼、核桃来看她在北大读研的儿子，由于衣着破旧，在候车大厅被巡警查住了，说她是不法分子，最后还被送到兰州劳教了一年多！”
11点的时候，在送走了叶好龙、岑碧琼和戈小星后，邵若明要乘坐的那趟列车终于停靠在了站台上。
依旧是人山人海。邵若明只身一人，没任何后顾之忧，所以很快就挤上去了。不过整个人被扁扁地卡在了车厢中部一扇窗的边上，脸都快朝外贴在冷冰冰的玻璃上了。
列车缓缓启动，车门关上了，但许多人还跟在车旁边跑。不知道是错过了车，还是在表达一份送别的心情。
此时，邵若明边上，那个和母亲费了很大劲才挤上来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正隔着窗户哇哇哭着，使劲跟追着车跑的爸爸招手。
列车越来越快，邵若明看着那年轻的父亲跑着、跑着，影子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个黑点，继而消失了，不由地生出了些感动和酸楚，眼睛有点想流泪了……
车厢里，挤得满当当的依旧多的是归心似箭的打工者和在外求学的学子。形形S色急着回家过年的人们，眼神中除了充满着期待、焦虑、无奈、惆怅乃至恐惧，再就是累、痛、困和麻木……
车出山海关，邵若明就听对面座位上的两位大叔说，趁现在早点睡吧，晚上就没机会了。
整个下午，列车都在单调的辽西走廊上无聊地奔驰着，平静而无事，以至于让人在无聊中盼望着有点什么事来调剂调剂、热闹热闹。
晚饭过后，车厢终于又开始S动起来了——懒洋洋的乘警和列车员开始查票了。那些乘警似乎是新上来接班的，查得很仔细，车厢里每个人都不放过。稍有哪一个人看着不顺眼的，还会盘问半天。有点可疑的行李则都要打开来检查。
一轮查票过后，车厢慢慢平静了下来。此时邵若明也开始犯困了，就在过道里埋头坐在自己的包上打起盹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车厢里有人惊叫开来。邵若明迷迷瞪瞪睁开眼睛站起来的时候，见已经有拿着维修锤的列车员与掂着橡胶警棍的乘警过来了。
乘客们议论纷纷。原来是坐在前面第四排的一个老头的口袋被人割了好大一个口子，装在里面衬衣兜中的一叠钞票被掏了个光。老头发现时，小偷已经往洗漱间跑了，老头一边喊一边追，想着在火车上小偷肯定没地方跑。但谁想，那小偷居然从洗漱间的窗口跳了出去！车窗外是黑漆漆一片，这可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啊！
邵若明听着、寻思着，感到太不可思议。而经过这么一闹腾，他脑子里的磕睡虫也几乎全都跑光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
注定，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车内气温骤降，冻得邵若明有点吃不住了。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住的时候，这节车厢忽然七七八八地又挤上来了一些人。
就在邵若明想活动活动身子取取暖的时候，忽然有个小伙子过来，挽着袖子说，他很闷，想要把邵若明旁边的车窗打开透透气。1993年前后，全密封的空调车尚未普及，很多列车的车窗都是可以打开的。
邵若明站的那个位置，座位上坐的是个老太太。听到小伙子要开窗户透气，坚决不同意。说：“不开！我年龄大，怕冷、怕风！”
随后，那个嫌闷的小伙子就到邵若明身后的那排座位，试探着把车窗打开了。那排座位上，挤着六七个昏昏欲睡的人，没人反对，也没人理睬那小伙子。
几分钟后，列车长啸了一声，似乎要动了。忽然就见刚才那个开车窗的小伙子闪电一般，从行李架上拖下一只箱子，从打开的车窗丢了出去，然后飞快地用双手按住车窗前的小桌，像泥鳅一样迅速蹿出了车窗。邵若明再看窗外时，那小伙子已经抓着箱子跑远了……
箱子的主人就是那个在北京站跟爸爸哭着挥手的小女孩的母亲。呆了足有两分钟后，那女的才歇斯底里地喊：“小偷，小偷啊，我的箱子，箱子！”随之，被惊醒的小女孩也吓得哇哇直哭。
这时候，刚才那个不让开窗户的老太太就说：“看看，我说不让开窗吧！你们还不听！”
多年后，邵若明已经记不起，或者说不想再记起当时他回到老家那个小站时的复杂心情了。他只记得停靠车站的时候，车门那边居然不是对着月台，而且门还打不开！
眼看着就要坐过站了，邵若明无奈，打开车窗先把包丢了下去。随后就从窗口翻出，咕咚就跳了下去。从车窗到地面高达二三米，下面全是石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