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列车远去，留给他们一个冰冷的车屁股后，很多没有坐上车的人骂骂咧咧，开始拖着看上去疲惫且沉重的脚步，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向站台地道方向走，准备出站。
立在站台的璀璨灯光下，蒯晓松和董坤不想出站，他们想等待下一列车的到来，并幻想着那也是一辆向北京方向的车，然后如愿挤上去。但很快，就有警察过来催促和驱赶着他们赶快出站。
“都怪邵若明，”董坤在风雪中打了个哆嗦说，“要不是他临时改变主意，估计我们也上去了！”
蒯晓松背起岑碧琼和自己的包说：“都这样了，说啥也没用了，还是老老实实出去改签车票吧！”说着，头也不回地踩着站台上的积雪一步步往前走。
此刻，对面站台上刚停了一列冒着热气的南下列车，那边站台上远远的听起来也是吵吵嚷嚷的，几乎就是刚才这边一幕的复制乃至放大和加强。
再次来到火车站广场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不过车站广场上灯火通明，明如白昼，似乎因为下午出了人命，明显加强了照明和警力，且专门有一队武警在来回地巡逻，将广场上那些他们看着不务正业的人驱赶出去。
但那些拉客住店的、投机倒票的、拣饮料瓶和塑料袋的、漫无目的游荡的、伺机偷个钱包的以及卖地图、卖小吃、卖军大衣等等的人们，居然跟巡逻武警打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让巡逻武警们无可奈何，不时气急败坏地训斥人。
夜幕下的车站售票厅依旧火爆。买票的队伍依然排到了广场上，且长不见尾，一动不动。让蒯晓松和董坤看着都绝望。
两人不想按部就班傻排队，而是想碰碰运气，就背了包，挤入了购票大厅，来到了标有“中转签字”的窗口，想先看个究竟。
透过窗子玻璃，就见里面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正低头忙着点钱，并不办理签证手续。再看别的窗口，售票员也是一样。
蒯晓松心想，是票卖完了么？怎么没贴告示？为什么还开着窗口，让一广场的人傻傻排队呢？
正疑问呢，几个带了红臂章维持秩序的人走过来，恶狠狠地让他和董坤到后面排队去。有旁边挤着排队的人就说：“他们换班后工作就正常了！”
“晓松，要不咱回学校吧！”两人到售票大厅外的一个背风处后，董坤开始打退堂鼓。
“开玩笑，就是明天过来估计也一样，快过年了，更可能是一天比一天紧！”蒯晓松淡淡地说。
“唉，看来只有耗了，妈的！”董坤骂着的时候，感到肚子咕噜噜叫了，就又问：“岑碧琼那包里还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吃吃？”
蒯晓松说：“没细看，女孩子的事情多，东西也多。不过你在场，咱俩也算互相监督，看看也没事。”
说着，蒯晓松借着灯光，打开了岑碧琼那个大包。
但见那包里除了一幅包装精美的袖珍型的“富春山居图”湘绣外，还有两盒大庸古丈毛尖、两袋酱板鸭、四盒“老湘潭”槟榔、两大包湘莲、两小瓶剁辣椒、一大瓶浏阳豆鼓、一大包湘西姜糖以及一大包老婆饼。除此之外就是几本专业书籍和隐藏在包内壁的N衣N裤、卫生巾之类女孩子的用品。
“这岑碧琼还怪有心的，带这么多好东西！”董坤啧啧称赞。
“有心个屁，现在是我拿着她的包！”蒯晓松说。
“这不正好！你俩谁跟谁呀！大不了下学期开学你再带给她！”董坤忽然苦中作乐，开始嬉皮笑脸开来。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岑碧琼估计这时候都急死了。虽然有邵若明在，但我带着一包女孩的N衣N裤回家过年，也他妈真不像话！”蒯晓松自我解嘲说。
“没事，这就是缘分呀！你说咋就这么巧呢，你给你爸解释一下不就完了？”董坤说。
刚才瞄见岑碧琼N衣裤的时候，董坤忽然感到了一丝莫名其妙的兴奋。他心里想说“我想拿女孩N裤还没机会呢”，但碍于面子和自身形象的考量，终于没说出口。
估计是两人对岑碧琼箱子的奇怪神态和行为表现引起了巡逻武警的怀疑。他们说话的时候，两个武警就迈着协调的步伐过来了，开始盘问他们箱子是怎么一回事。蒯晓松无奈，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没挤上车的经过。
不想其中一个武警战士听出蒯晓松口音是山东的，忽然高兴地说：“俺们老乡哩！俺烟台的，比你大。这大雪天的，俺得拉沿儿你（帮你忙）！”
这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刚才还对巡逻武警心生胆怯或者厌烦的蒯晓松和董坤忽然就有了一种拨云见日、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感觉。
知道山东老乡热忱，蒯晓松赶紧说：“咋敢麻缠（麻烦）你，你们更辛苦！”
那武警战士就说：“票给俺，俺去签，保证给你俩整最快的！”
蒯晓松和董坤哪敢迟疑，恭恭敬敬把票递上。那战士便迈着大步进了售票大厅，只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
一见给他们票上签的是凌晨2点25分的车，蒯晓松和董坤激动得只有哭了。就这，那战士还不好意思地说：“没法子，只有这趟了，凌晨时，万一不行，俺来送你们！”
萍水相逢就帮忙解决了简直比天还大数倍的问题，董坤和蒯晓松顿感这个世界不仅充满了爱，更充满了好人，尤其是山东人。
蒯晓松自然也不敢再麻烦老乡，就说：“你要来，俺就忒不好意思了。开春回来，我找你！”
就这样，蒯晓松和董坤重新进站，重新开始等车、挤车，重新踏上了艰辛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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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内的空气污浊而燥热。大约十二三个小时后，2号车厢那个年轻的男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内那层厚厚的、能够让人走路绊住脚的垃圾。
虽然不时有好心的乘客会接过他那个脏的令人看一眼就头皮发麻的高粱杆子做的笤帚，帮忙打扫自己周边的垃圾，但扫到一半的时候，那列车员就满头大汗，看上去吃不消了。干到最后，列车即将进郑州站，临时停车的时候，列车员扫的垃圾已经足足装满了六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子，摞在一起比邵若明还高。
估计到郑州就要交接班，那男乘务员清扫完车厢后锁上了厕所，随后专门拿出个本本来，让旅客们留言。并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没这一项的话，我可能会背扣年终奖，希望大家好赖都给帮帮忙！
轮到邵若明留言的时候，他先看了看别人的留言。
那本子上，除了几个落款是96786部队的解放军战士表态说，一定要向铁路部门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一位署名“原安延市政协常委、退休干部李铁茂”的，还用歪歪扭扭的字迹盛赞铁路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励精图治、开拓创新、高风亮节、高度负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但再往下看，留言中就多的是怨言和批评了。
有人在本子上洋洋洒洒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上联是：票难买、车难上，想坐下来没人让；下联是：站着挤、蹲着累，上个厕所更费劲。横批：查票了，查票了！
有人则调侃——在拥挤的车厢，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
还有人写粗话——你们知道你们和一盘狗屎的唯一区别是什么吗？答：你们没有盘子！
……
最后，邵若明在留言本上狠狠打了8个问号和8个感叹号。那乘务员见了皱皱眉头，不解邵若明的意思，在短暂顿了一下后，走开了。
车在上午11点多停靠郑州。此时，虽然车厢内松动了不少，但邵若明觉得自己几乎已经死了多次了。站了十多个小时没上厕所，邵若明憋着下到站台上，找了个角落就整整放了1分半钟的尿。
呼吸着清凉的空气回到车厢中后，一个小时前说到别的车厢找厕所的叶好龙也回到了2号车厢。他说：“8号车厢的人比这里少，要不，我们过去吧。”
见邵若明、岑碧琼和戈小星精神不振，叶好龙还说：“这车挤得人颠三倒四的。我刚才看到一大老板模样的人从包里掏出‘大哥大’看时间，然后就说了句‘我C’。我还以为是他的‘大哥大’被挤坏了，再仔细一看，我C，他手里居然拿的是个电视遥控器！”
戈小星呵呵笑着问叶好龙说的是真的假的。岑碧琼也顾不上淑女形象了，张着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要是有个‘大哥大’，我们就可以知道蒯晓松和董坤的情况了。”
邵若明忍不住放了个屁，说：“等着吧，用不了10年，大家人人一部‘大哥大’。北大还是清华有个教授好像说，挤车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从咱们一路挤车，你就能感到咱国家发展的，那是相当的快。”
好不容易到8号车厢后，邵若明见那里坐的也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就大喇喇地走到他们面前道：“哪位同学帮个忙，给这两位女士让个座，我们都站了10多个小时了！”
惺惺相惜。学生喜欢帮学生，也恐怕只有学生帮学生了。很快，就有个让戈小星觉得跟张宝一样戴个眼镜，且傻乎乎的男生站了起来，给她和岑碧琼让出了个位置。
邵若明再三感谢之际，就差跟人家握手和拥抱了。在跟那个让座的男生搭上话后，就听那男生说，他们几个是从汉口上来的，因为没座号，一伙人就先挤在了这几个空座位上。没想到，几个小时下来，居然没人过来找座位，真是奇迹。
那男生边上的另一个胖嘟嘟的、大冬天就敢穿个短袖的小伙子还补充说：“为了保住这几个座位，我可是八个小时都没上厕所，也没敢吃东西了。不过跟你们比起来，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让座的那男生随后又说，这趟车好像已经挤死人了，那人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大概在信阳还是驻马店站的时候，被抬下去了。
因为身边几个男生的照顾，岑碧琼和戈小星抱在一起挤在一个座位上，几乎一口气睡到了北京西。
下车时，大概是深夜二三点，天黑漆漆，刮着大风，让人觉得非常冷。邵若明见身后不远处，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嘴里叼着车票，扛着四五个大包小包。可能因为着急，回头一喊他老爸，那火车票就被风吹落在了站台底下。估计是怕等火车开走了,那票肯定会被吹到九霄云外。那个四十岁的中年人就毫不犹豫地要爬下站台并趴到车底下去捡火车票。
这时，警察、列车员和旁边的人都看到了,一起过来拚命拉住了他。一个警察生气地质问：“你这人毛病！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捡那火车票?”
中年人就操着东北口音说：“没车票，出站咋整？”
儿子见了，就回过来训老爸说：“再穷咱也不能给首都抹黑，是不？你这不胡整吗？不是让首都淫（人）民瞧不起咱东北爷们吗？假如火切（车）启动了,你不就报销了？！淫（人）死不能复生，不像剃头……”
人多人挤，邵若明等人也顾不上去看这两个东北老乡是如何出站的，只顾随着潮水般的客流往站外走。
一个多小时后，在排队改签车次并再一次排队进站来到候车室后，邵若明真累了，见就近有个座位空着，就一屁股坐了上去。不想那座位居然是被什么人撒上了水还是尿什么的，反正让邵若明湿了一屁股！
因为改签后前行的车次不同，这一回是叶好龙和岑碧琼、戈小星一路，而邵若明是独自一人。
因为两趟车都要等到次日上午。岑碧琼就提议说，与其这样无聊地等待，咱们还不如坐车去看看天A门和瞻仰瞻仰M主席纪念堂。
叶好龙和戈小星听了，自然很是欢喜。叶好龙还说：“要是咱们行动快点，兴许还能赶上天A门升国旗呢。想想那场景都让人激动！”
见邵若明没出声，戈小星就摇着他的肩膀问：“大个子，怎么样，咱走吧！”
邵若明听了，累累地说：“咱是回家过年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在车站呆着吧。我老家有个邻居大姐有段时间一直不顺。她人当时在北京，她老娘在给她禳解后，打电话说，你到天A门M主席像前磕几个头就能走走霉运。结果这大姐真就去了。在M主席像前刚跪下，还没磕头呢，四周早扑过来几个便衣，一下子就把她按倒在了地上。后来，进派出所解释了半天，才被放出来！”
叶好龙说：“咱又不磕头！咱也就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国旗冉冉升起，表达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罢了！你要累了，我带岑碧琼和戈小星去。”
邵若明听了，打起精神笑着说：“你小子出息了啊！听上去跟老北京一样，觉得这首都就是你家客厅似的。”
岑碧琼说：“不管怎么说，首都是咱全国人民的吧。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一起去看升国旗吧，咱可都要爱国呀！”
邵若明心里说，没想到岑碧琼这样的女孩子也不讲理，我不看升国旗，就他妈不爱国了？真扯。但碍于三个同学的情面，也只有默许了。
邵若明其实是去过一次天A门广场的。但那次是他哥带的他。他现在隐约记得，好像是乘地铁到建国门，然后转一号线，不几下就到天A门东站了。
不过这次因为人多、人挤、人杂，邵若明竟然有点迷失方向，忽然找不到地铁了。为稳妥起见，邵若明带领大家专门走到候车室门口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面前，问：“阿姨，去天安门，走那条路最合适？”
那阿姨打量了一下四个学生说：“吆，就你们几个还去天A门呐？新鲜！走马路最合适！”
邵若明觉得自己很累，连骂人的心情都没有了，在脸涨红了一下后，最终没有吭声。戈小星便转身跑到不远处一个执勤的警察面前，客客气气地问：“叔叔，我们想去天A门看升旗，请问怎么去？”
那警察很专业也很机械地回答说：“可乘1、4、728路公共汽车。”
就听刚才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又在一旁嘟囔了，说：“这些外地人，真是事儿逼……”
岑碧琼鄙夷地看了那扫地的阿姨一眼后，对邵若明说：“那人咋这样？”邵若明苦笑着说：“估计是缺心眼呗！有一种人天生就见不得别人来北京。真是可怜之人有可恶之处，算我倒霉，碰上了……”
天寒、地冻、风冷，整个世界似乎都硬邦邦的。时间已是凌晨4点多。四个人走出站前广场，好不容易找到公交站牌的时候，这里已经老老少少、大包小包地围满了要等车去看升国旗的人。
人群中有个披着羊皮袄、戴着大棉帽、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汉。此刻，他正用陕北话骄傲地给身边的几个人讲他小时候见过M主席的事。并说，这次到纪念堂，一定要代表乡亲们给他老人家磕几个响头。要不是他老人家，乡亲们哪能吃上白面馍，哪能看上电视，哪能坐上火车！恐怕早就被万恶的地主给剥削死好几遍了……
边上有几个人听了老汉的话，就用沧州方言议论说，伟人就是伟人。当时据说连祝词的级别都有严格规定，伟大领袖专享的是“万寿无疆”，林副统帅则是“永远健康”，轮到周总理就只好“比较健康”了，再往下就是“勉强健康”、“还算健康”……
中间就有人打岔说，按这个级别推，轮到咱普通百姓，恐怕只能是“病入膏肓”了。于是周围人都哈哈大笑。
通过身边几个中年人的交谈，岑碧琼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升旗时间是7点半左右，而公交车则在5点以后才有。
“反，反正还早，要不，不，咱们步，步行去？”叶好龙虽然冷得有些瑟瑟发抖，但却显得精力充沛、跃跃欲试。他听到有几个贵州口音的人说，从这里到天A门，乘车也就十分钟，步行也就二十分钟。
看看岑碧琼和戈小星，两个女孩子似乎也显得精力充沛了一些，估计是第一次踏进首都给激动的。邵若明就说：“那咱们就跟着别人走吧，把包给我！谁饿了，先吃点面包！”
岑碧琼听了就说：“一路上你也够累的，包还是我们自己背吧。咱都要去看升国旗了，还没点背包和吃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