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但南澳岛处在郑芝龙旧部、南澳总兵陈豹的控制之下。
在郑氏少主郑森流亡日本之后，福建境内的郑氏势力几乎被高旭连根拨起，郑氏在商业上的利益基本上被华商会接收，至于郑家军，更是让高旭打散分化，一部分加入了甘辉的安义镇，而其中郑家军的主力洪旭部，早已奉命开赴江南抗清前线，加入了徐玉扬的铁一镇序列。
但在福建境外的广东，郑氏仍然有二股残存势力，一股就是南澳总兵陈豹的人马，另外一部分就是已成为广东绍武政权支柱力量的广东总兵林察的人马。陈豹与林察俩人都是郑芝龙的旧部。
陈豹是福建南安石井人，其人矮胖精悍，性格粗鲁，但他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水务。他据守南澳岛，对于同盟会的招揽嗤之以鼻。他是追随郑芝龙多年的旧部，对郑氏十分忠心，而且在漳州府、潮州府沿岸一带颇有名望。
尽管郑氏家族的基业是先损于清军，然后被高旭“巧取豪夺”，但对于高旭入主闽海，像陈豹这样的郑氏旧部自然十分不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朱继祚这样的曾出任隆武朝大学士的重臣驾临南澳，身为武夫的陈豹自然是极为欢迎的。
对于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少数福建本地官绅来说，面对浙江鲁王、广东绍武、广西永历三个南明藩王的招揽，有了待价而沽的择君机会。由于杭州清军发起攻势，鲁王政权控制下的浙东已经大部分沦陷，鲁王本人也逃到舟山群岛避难，而且浙东又在抗清前线，拥立鲁王自然就是下下策了。
要论血统与崇祯帝的亲近，桂藩永历无疑是最具正统性的，但在永历与绍武的两广内战之中，永历政权连番大败，而永历帝又是个出了名的胆小怕死，每战败一回，他就向西逃一回。从当初在广东肇庆登基，再“离驾”到广西全州、柳桂、桂林，如今又凭着广西的本地军阀刘元胤，以及大顺军残部郝永忠部，才站稳了脚。
高旭所带来的最明显的蝴蝶效应就是原本初立不过一月就被清军覆灭的绍武政权，由于福建被同盟军光复之后，而驻守江西的清军绿营将领金声桓又在福建新败之下无力南下，这使得绍武政权没有了外部威胁，再加上与永历政权争立中又大胜几场，终于站稳了脚跟。
但是广东的绍武政权虽然在两藩争立的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上，对于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大明官绅来说，还是倾向于永历的。因为当初唐王隆武帝以远藩、罪藩的名义继统，就留下了非议的后遗症，何况绍武又是隆武的兄弟而已，仍然不过是远藩而已，所以连广东省的一些著名官绅如曾任大学士的何吾驺、陈子壮、兵部侍郎张家玉等人均持反对态度。
陈豹与绍武政权中的广东总兵林察都是郑芝龙的旧部，再加上南澳岛背靠广东，陈豹自然支持绍武政权。至于朱继祚，他也收到绍武帝的入阁邀请。朱继祚原来就是隆武政权的大学士，由于隆武帝的遇难，而绍武作为隆武帝的兄弟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统，也得到了朱继祚与部分福建官绅的同情与支持。
朱继祚来到南澳岛之后，没有急着到广州去参见绍武帝，而是滞留在南澳。面对同盟会新政下福建大乱的形势，以朱继祚的计划，他要把南澳经营成背靠广东的反同盟会的前哨阵地。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郑氏家族虽然瓦解了，但以朱继祚看来，郑氏家族在闽海经营数十年，只要有一个主心骨，仍然还能聚焦一批残存的力量，并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这个主心骨当仁不让是当初隆武帝赐以朱姓、赐名成功的国姓爷：郑氏少主郑森。
“国难当头，岂能置身事外？！”对于郑森随母流亡到日本，朱继祚是痛心疾首的。以朱继祚看来，当初隆武帝就有以高制郑的打算，如今高氏如此独大，自然要反过来扶植郑氏，以达到制衡高氏的目的。而且“国姓爷”这块招牌，在闽海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只要郑森还在福建，至少就能整合陈豹与林察这两支郑氏旧部，凭着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完全有重整郑氏雄风的可能。
所以，朱继祚来到南澳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自己请郑森回国的书信送往日本。
信中，朱继祚对郑森慷慨陈辞，言道：“国姓爷既身负国姓，又负国恨，更负家仇，何以消沉异乡？鞑子未灭，高氏乱闽，吾等皆翘首以盼，望到国姓爷归来，不负汝之‘大木’之号，以汝栋梁之才，共缔柱国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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