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章大学士朱继祚
作为加盟同盟会的隆武旧臣，福州行政院的刘中藻、张肯堂、曾樱等人，尽管对于高旭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种手段激进的新政保留意见，但对于整顿福建混乱的冶铁业，尽管出发点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与高旭达成了共识。
曾樱言道：“铁炉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筑厂，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凿地脉，久雨则激流灌城，田亩为之毁摧，且沙石阻塞，有伤文运。”
曾樱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但刘中藻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进言道：“铁炉之兴，其主大都为地方土豪有势力者当之，为抢夺矿场而结仇角斗者无算。豪强者聚集人夫，大都为鸡鸣狗盗之徒，聚博逞凶，鱼肉人民，屡见不鲜。况且铁治趋晴避雨，一年之间，鼓铸也不过六个月，或铁矿枯竭，或炭木不继，兴废不恒。铁炉一熄，矿夫无以聊生，则聚集为盗，祸害乡里。”
对于高旭来说，为了满足同盟军的扩军所带来的对军械的需求，控制冶铁业的上游铁矿资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产铁的地方要么是湖北的大冶，要么是南京地区的马鞍山。湖北大冶鞭长莫及，马鞍山又在清军的控制区内。在同盟会控制的长三角区又没有铁矿资源，如今同盟会入主福建之后，高旭关注的除了海贸利益，就是解决高氏工坊紧缺铁矿资源这个瓶颈了。
高旭的计划是通过商政署颁布矿业执照，征收同盟税来淘汰一批矿场，关闭一些民怨极大的，再通过与铁商合作、收购的方式来整合一批，整顿混乱无章的冶铁行业，从而能够让商政署充分调动福建的铁矿资源，服务于同盟会的军工产业。
但商政署署理长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盗出身，在执行上海盗作风严重，方式过于粗暴，在作为试点的尤溪县中，对于那些铁商执行高压政策，一言不合，动辄炸平冶铁高炉，这虽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成效，但接踵而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而且作为主管的陈永华实务经验不足，最终在尤溪导致了大规模的矿乱事件。
因为整顿矿冶而激起的矿乱，成为那些政见不合者的机会。作为一个新兴势力，同盟会的新政必然会触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在这些反对声之中，尤其以原任隆武朝东阁大学士的朱继祚为最。
朱继祚是福建莆田县人，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其人崇尚礼法，善于交际，精于书法，长于声诗。虽然同为隆武朝旧臣，资历上也与刘中藻、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人相当，但对于高旭的激进主张，朱继祚一向持排斥态度。
特别是同盟会发行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中华报上，竟然公开以同盟宪历来纪年，虽说按同盟会崇明总部宣政司司理长顾炎武的说法，这是为了推广《同盟宪章》的需要，但这种立场也明确了同盟会已不奉南明残存政权永历、绍武、鲁王政权中的任何一个，光是同盟会这种悍然自立的意图，以朱继祚来看来，就足以抹杀同盟军驱逐满清的所有功勋。因为对于已穷途末路的大明朝来说，同盟会既然不是朱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就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成功，这个天下也不再是朱氏王朝了。
对于朱继祚这些执念于大明正统观念的旧式官僚来说，自然对同盟会怎么看也不顺眼了。
在朱继祚的声讨中，他直接把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冶业的政令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事件。当年万历为了增加税收，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矿山征收矿税。由于太监的肆意搜刮，最终激起民变。很显然，朱继祚把同盟会新政下的矿乱事件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民变，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在兴化府的莆田县，逐渐形成一个在以本地官僚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守旧集团。这个集团之中，有朱明三藩桂王永历、继唐王绍武、鲁王这些南明政权的使者。这些南明使者既然都得不到高旭的支持，自然同仇敌忾地讨伐同盟会的所有主张，而朱继祚则在三藩使者中左右逢源，谋取声誉。当然，光有正统名份的嘴皮子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同盟军的军威之下，朱继祚显然明白了这一点。
朱继祚对同盟会新政的声讨暂时没有得到高旭的激烈回应。对高旭来说，容纳异已，也是一种考验。但容纳并不是放纵，对于朱继祚这个反同盟会团体，黑衣卫的秘密情报宪兵一直在监控当中。
九月初，朱继祚摄于同盟会的军威，也趁着全境矿乱愈演愈烈的时候，认为时机来到，离开兴化府的莆田，来到南澳岛。
南澳是位于福建最南端，漳州府与潮州府交界的一个海岛，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朱继祚之所以要来到南澳，不光是因为南澳岛背靠着广东，在身后有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而且因为南澳岛是福建省内唯一一个不在同盟军控制之下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