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收归地方要员们的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
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所以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
不是一个高官就正副职十来个人，另外加几十个厅级局级干部这样国家俸养不起。
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
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这也是国家在另一方面，养半吊子闲人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而军队、官员的人数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自己生活奢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寺观等，后宫女眷也是服装艳丽，多买爱马仕名包形成了“冗费”。
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政体，行政消费确是与日俱增。
管理越来越混乱，官员是越养越多。
统治阶级自己也是无限量透支信用卡，在大肆消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其实这就是没有计划，没有管理制度，形成的一个混乱朝局。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当年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
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
农民由于没有生路，被地方官压榨得只能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
北宋建国以后不久，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
由于北宋王权的政治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我直接比喻的，一群草鸡想去斗赢一只恶狼
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因为国家的管理，从哪里开始，这本身就很令人纠结。
毕竟变法者自身，拿的都是剥削阶级的俸禄，它如果不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它自己首先完蛋。
动那些大封建领主，皇室贵族的钱，他敢么？
何况这些人就是来享受人生的，为什么要替国家的军队和国防出资出力？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地方土豪，皇室贵族，地方军阀对农民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庆历新政推行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毕竟这样下去，一群大贵族自己都怕以后崛起的巨大王朝贵族给吞掉，他自己都害怕了，这才是搞笑的事实
等一大群食人鱼变成一群鲨鱼了，才来谈变法。
这没毛病。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但没被仁宗采纳。
因为什么？因为皇帝本身就是要做出表率的一个事实，他自己惧怕就此推行新法，由此得罪了大多数的前朝老臣，皇室的一群拥戴者，他事实有点小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