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高文化一不小心竟穿越到了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原来高文化竟是两千年前的杨朱。关于杨朱和墨翟之争，历史上少有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两人不是同一年代的人，墨翟从未提到过杨朱，杨朱又少有著作留世，但是一穿越可就难说了。
杨朱的思想是怎么被误读的呢？从儒学的角度看，他是将“我”与“天下”对立了起来，将个人的自然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对立了起来，将自己肉体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对立了起来，导致了只知为“我”，不知为人，不知为天下苍生，不知自己真本性的结果，其精神境界非常低下。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断断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容易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造成人心陷溺，社会失衡。但是，即便如此，杨朱的思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年代，一度也曾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当时儒学也只是一家学说，不像汉以后成为了政治伦理学。孟子也曾提到过一句“逃墨必归于杨”，于此可见一斑。
杨朱与墨翟两家学说可谓是针锋相对，后来的孟子对其两家大肆批判，怒斥杨朱的“为我”是无君，墨子的“兼爱”是无父。这样就有了“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结论。站在孟子的立场这样批判别家学说，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人身攻击。为了维护自家学说，不惜采取人身攻击的手段，可以理解为“嫉恶如仇”，也可以理解为唯我独尊，反正就成了“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生死较量了。这还是学术讨论吗？后来儒家思想和政权相结合，哪里还会有杨朱之流的好果子吃？墨翟虽然和儒家思想靠点谱，但后来自己法外施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目无领导，还犯上作乱，拉山头，所以两家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杨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家又是极端的集体主义，而孟子是想把握儒家中庸之道的精义，在这两种极端倾向中选择出一条道路来。
一般都认为：孟子抨击杨朱、墨翟，正是要在基本人性和人心受到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摧残殆尽的两极分化里开拓出一条“执中”的康庄大道。不过“执中”绝非折中，因此孟子批判了“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片面思想。杨朱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墨家极端的集体主义尽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根本的失误都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所开出的救治社会人心的药方脱离中国的社会实情实际，也难以真正落实，所以他们后来都相继中绝，而儒家则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话虽这么说，小可我则认为，孟子“嫉恶如仇”的作法，大有“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反身”的想法，墨家残遭灭门，董仲舒逃脱不了打小报告的嫌疑。孟子的“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最后变成了辛辣的讽刺。
如果追究起来，杨朱应该是老子的弟子，归道家学派，只不过剑走偏锋，成了异类；墨家应该算是泛儒家思想，因为提倡兼爱，和儒家的仁爱发生了冲突，所以不被儒家所容纳，也成了怪胎。这样说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联合起来应该会好一些，孟子因为容不下二人，所以把两个倒楣鬼推向了被告席。所以说，孟子有点小心眼，缺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胸襟。最后孟子一代学术大家，也难以控制董仲舒向政权投怀送抱，最终是后儒家（先秦儒学是儒家，先秦以后是后儒家，可参考《文化的思考》）又借用权杖，判道家一个流放，判墨家一个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但历史就是历史，繁华逝去，铅华洗尽，回顾那不堪的历史，直到现在儒家与道家仍是若即若离。道家永远是老大，儒家是老二；老大忠厚，老二滑头；老二栽了跟头又回过来找老大。说，哥，我碰头了。老大说，好吧，在我这里歇歇吧。但老二伤好了之后，又出去蹦跶了，老大只好长叹一声随其去了。等又伤了或又累了再来找老大，老大还是那句话，在我这里歇歇吧。就这样过了两千多年。
老二是不是该醒醒了呢？
杨朱要和墨翟大战三百回合，就不得不把这段历史渊源做一个交待。闲话不提，言归正传。
高文化听到眼前美人说自己和墨翟在魏王朝堂大辨论，自己不堪污辱，竟昏死过去，思绪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和周兄、孔兄在咖啡店里畅谈的情景却逐渐模糊了，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远到似同隔世。与墨翟针锋相对之辩逐渐浮现在眼前。
公元前某年冬月的一天午后，杨朱和学生孟孙阳正在家中小坐，一边谈论着功课，一边烹煮些茶水。外面的大雪已下有半尺厚了。好大一场雪，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呀！杨朱不无感慨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