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苞率两万兵出城与鲜卑人对阵。鲜卑人押解赵苞的母亲、妻子到阵前，威胁赵苞母亲向儿子喊话劝降。威风凛凛的赵苞，一见到母亲被绑忍不住一阵啼哭，突然大声喊：“妈—我没出息，本来想当官挣点俸禄孝敬您，想不到却给您老人家惹了祸。我现在是国家的官员，守土有责，不能只顾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为了保卫国家，我万死不辞！”
那位脖子上架满利刃的汉族母亲大声回喊：“威豪（赵苞的字）！每个人有自已的命运。不能因为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节操。你努力吧！”母亲话音刚落，赵苞就下令进攻。鲜卑酋长原以为赵苞这个孝子会为了使母亲活命而投降的，没有打仗的准备。经赵苞率军冲杀，鲜卑人阵脚顿时大乱，残兵败将一路退到燕山以北。鲜卑酋长在溃逃的路上，杀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
孝子赵苞胜利回师。他将母亲、妻子的尸体装殓在棺柩里，泣血祭奠，之后向朝廷上奏本章，乞求允准自己护送母妻棺柩归葬故里祖坟。汉灵帝派使臣前来吊唁，并下圣旨封赵苞为隃侯（隃，音隃，地名，在今清河附近）。
赵苞回乡办完丧事，对乡亲们说：“吃俸禄的官员如果因为私利而逃避职守不算忠，牺牲母亲而保全忠义节操不算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母亲为我而死，我感到非常惭愧，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呢？”不几天，赵苞呕血而死。
在汉代，忠孝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牙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