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终，王国光还是听从妹妹的建议，做出改变，强迫自己走出院子，融入现实环境当中。多日封闭在家，使他行动木讷僵硬，害怕见人。他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容貌：嘴巴撅起，眉头紧皱，像一个不开化的猿人，当时吓了一跳。于是，他硬着头皮上街，到公园里去，坐在林中的石凳子上，看树叶随风飘落，看闲人们高吼大叫打牌，看一群老男老女唱歌跳舞。这种日子呆板无聊，绝不如躺在家里看书、睡觉。
他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每天，他强迫自己必须去一趟父母家，帮助他们干些活儿，陪他们说一说话，尽一尽孝心。他还有六万元的存款，够他花上几年，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但他仍然等待机会，想找一个合适自己的正式工作干。他有些文化，也有些力气，他相信上天不会辜负他。父母现在也看开了，不强求他有什么出息，更不强求他成家立业，只要他身体健康，活着高兴就行。尤其是母亲，只要儿子在身边就满意，知子莫如母，她知道儿子什么品性，知道他一辈子只能这么平平淡淡。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不必强求功名利禄，老天爷早已给人安排好了，做什么人，有什么命，老天爷给什么命，人就安安心心地过什么生活。
冬季的一天傍晚，王国光正帮母亲做饭，国平来看父母，进门绷着个脸，好象谁欠她几万块钱，母亲问她怎么了？她气呼呼嚷道：“这些办事处领导，简直是泼皮无赖。社区清扫员的工资也敢扣，什么事情都留给社区干，让社区主任空手套白狼？”
母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知道她们社区出现了问题。
王国光停住切菜，让她慢慢说，她恨恨嚷道：“人家市里把街道的清扫员工资和卫生费用都划拨到了社区，我们办事处那个张书记，硬是全给扣下了，让社区自己想办法，社区哪来那么多钱去支付清扫员的工资？一个月好几千块钱呢。更可气的是，他还把我们向居民收的卫生费也截留住，不往下发，里里外外他全占了，每年这五六万块钱的清扫员工资，我们从哪儿弄？”
母亲焦急地问：“那你们怎么办？”
国平想也没想，气恼地说：“没办法，只能硬住头皮扣低保户的，一户扣三四百元，这样勉勉强强够给清扫员开支。”
母亲担心地问：“那低保户没意见？”
国平灰心丧气地说：“怎么没意见？人家私下尽骂社区主任，说是社区主任贪污了，我们替办事处背这些黑锅，简直冤枉透了。”
母亲问：“听说低保不容易批？”
国平说：“可难啦，民政局下到社区的低保指标，到了办事处，要被剥层皮，卡掉百分之四十，本来指标就没多少，被办事处这么一卡，该享受低保的人就没办法保证，社区主任只能厚着脸皮去办事处讨要，要，不能白要，得给好处费，每一份好处费得百块钱，好处费谁出？还不是低保户出？就这样还不能保证足额足数。低保表到了社区，民政局的人也打电话来，你要几户，他要几户，最后真正落到本社区居民手里，有一半就不错了。”
母亲说：“表这么缺，民政局的人还给他们干什么？”
国平苦笑道：“民政局的这些人更得罪不起，你不给他，他在审核的时候，就卡你，稍微有点问题就往下打，或者在钱额上给你往下减，最终吃亏的还是社区，还不如给他们几份，有了通融的空间，对低保户申报也方便些。社会就是黑吃黑，党和政府关心贫苦百姓，可办事的这帮官员却利用政府的关心，贪污腐败，有什么办法？”
国平越说越气，把老底儿全部揭出来：“还有过年过节向社区收节日活动费，每个社区上缴三千元，任务都摊派到了社区的小企业里。看似过年红火热闹，其实增加了小企业的负担。
“我们一到年底就发愁，收各种费用不说，还得给办事处领导送礼，一个送不到都不行，书记，主任，副主任都是要命的阎王，我当月的工资都得往里贴。不送不行，不送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他们成天找你麻烦，挑你的短，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让你根本干不下来。”
母亲听着头疼，劝她：“不好干，就别干啦，省着两头受气。”
国平叹气说：“不干，干啥去？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我们街道倒是有一个社区主任不干了，可人家的老公是老板。”
王国光瞪眼看母亲，母亲瞪眼看他，俩人大眼瞪小眼，觉见自己没钱没权没势，不能给国平帮忙，内心甚感惭愧。
提起这件事，国平又气不打一处来，气哼哼地嚷嚷起来：“我们那个办事处的张书记，简直是个禽兽，又抠又色，我刚说的那个辞职的社区主任，就是被他看中了，他非要占有人家的身体不可，人家看不上他，为了不惹麻烦，只能辞职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