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记忆的形成，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和习惯性认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只能给空白的大脑装入我们想要的记忆，却没有办法让一个普通人被我们这样改变。”
“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凯瑟琳继续问道。
修改别人的记忆，一向被凯瑟琳认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而对于凯瑟琳自己而言，有了“扩展脑”的凯瑟琳，就好像是装了一台超级防火墙，什么都不用担心。
所以对于凯瑟琳而言，这完全是无压力的。
“我们的记忆很脆弱，每分每秒都受到各种干扰。要说修改，也不是不可能。”
“那你刚刚说没有办法……”
“听我说完。”
珍妮对凯瑟琳的常识缺乏似乎有些不满。
——虽然在珍妮看来，这算是“常识”。
“对这方面，我特别收集了一些资料。这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名叫富兰克林的63岁的佛罗里达的男子，被一直和他生活融洽的女儿状告了，而且罪名富兰克林在二十多年前奸杀了女儿的朋友。”
“这是什么情况？”
奇葩么？
“那位富兰克林小姐怎么时隔二十年，又忽然想起来了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会抑制自己痛苦的记忆的。法院认为，可能是心理医生帮助富兰克林小姐唤醒了儿时痛苦的记忆。”
原来是这样？
“你的看法肯定不是这样吧？”
凯瑟琳如此说道。
“当然，我可是学过催眠的呢——事实上，我们认为正是心理医生的暗示惹的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忆是很容易被篡改的。但，这并不是通过我们之前的方式。”
珍妮如此说道：“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暗示……在发现了这个案例之后，蜂巢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参与者看一段交通事故的录像，录像中两辆汽车撞在了一起。然后请参与者估计一下两车相撞时的时速。按说看了同样的录像，估计出来的速度平均数应该差不多，可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如果被问到：你估计后面的车碰到前面的车时速度是多少？得到的答案速度相对比较小。可是，如果改成问：你估计后面的车冲到前面的车上时速度是多少？参与者就会估计一个更大的数字。”
“通过对他们的记忆的改变，我们成功的将他们的思维扭曲了。通过类似的办法，我们还成功地改变了参与者对物体颜色、形状、文字等等的记忆。”
凯瑟琳眼前一亮：“莫非真能种植记忆？”
“嗯，我看看，这个可不是我负责的，帮你找资料可真够麻烦的，凯特……”
珍妮嘟囔了一句，然后翻出了一份资料：“在这次的实验中，我们给参与者看一个白色汽车驶过一段公路的录像。让参与者随机回答一个问题。可能是问：请估计一下汽车驶过的时速。也可能是这样问：请估计一下汽车驶过谷仓的时速。一周以后，再请这些参与者回来回答一些录像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录像中出现了谷仓吗？在一周前回答‘路过谷仓时速’的参与者，很多都肯定地表示自己上周在录像中看到了谷仓。而回答只简单被问了汽车时速的参与者基本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没见过谷仓。”
“——其实录像中确实没有谷仓。我们就靠提问中的暗示，给参与者种植了‘汽车驶过谷仓’的记忆。同样的办法，让参与者以为自己在录像中看到校车、推婴儿车的女人、或者路标等等都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种植记忆呢……？成功了吗？”
“种植记忆是个非常危险的实验……嗯，但是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记录。”
这已经是伦理边缘的东西了。
“我们先邀请参与者的家人为我们提供三段参与者的真实故事，再加上一段我们杜撰的在商场走丢的经历。这四个故事都有家人来补全细节，成四段比较完整的故事。把这四段故事都拿给参与者看，如果记得，就补充上更多的细节，如果不记得，就写自己不记得。结果竟然有25%的参与者绘声绘色地为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迷路事件添补上了各种细节，好像真有这件事一样。所以，记忆种植……其实是可行的……”
凯瑟琳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
“似乎的确有些危险……”
“是很危险，海弗里克先生正强烈要求我们停止实验，所以表面上的研究，我们已经停下了，只有梅南德斯的小组还在进行相关研究。”
“嗯，不管如何，梅南德斯一定要被创造出来。”
记忆种植也是必须的。
不然的话，梅南德斯如果有了，但在梅南德斯的周围，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记忆，这就太不合理了，就好像史密斯一样，总会露馅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