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在成为总书记之后，从来没有一天像这样畅快过。
自从西伯利亚线路建设完成之后，苏联对于远东地区的控制陡然增强了数倍，作为总书记，很多的资料也能够自己去查到，而不需要下面的人来帮忙。
一切掌握之中的感觉真是不错。
“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时候，勃列日涅夫的目光突然又转向了东欧。
虽然远东同样不错，但是相对而言，还是东欧更加的重要，远东那边已经有百万苏联红军过去驻守，就是为了防止中国这个不安定因素。
现在，勃氏自己已经能够完美的了解远东的情报了——虽然这些情报也是原本远东的官员传递过来的，但是这是远东地区的官员对他的直接汇报，而并非是经过了层层传递和修饰之后的情报。
没有了中间环节，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与其担心东面，还是西面的东欧更加的重要。
1968年的欧洲就是一团乱麻。从一月份的布拉格之春开始，然后是法国的大游行，还有现在已经非常不安定的英国，对了，意大利也稍微发生了各种大小罢工……“杜布切克那家伙……”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但在苏联看来，其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
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苏联体制导致了各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大幅度的下滑，尸位素餐的人越来越多，工人又没有积极性，虽然从表面上看上去，整个国家的国力正在缓慢的提升，但事实上内里却在逐渐的腐烂。
——布拉格之春正是东欧剧变的前奏曲，正因为苏联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应对一切，所以导致了未来的各种事情的发生。
当然，现在的勃氏也仅仅只是不爽而已，还没有到即将派兵遣将攻打捷克斯洛伐克的程度，在原本的历史上，苏联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要等到八月的下旬。
目光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身上移开，紧接着，勃列日涅夫就又想到了正在闹革命的法国。
二战之后，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他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这个时候，法国原本是想要加入英联邦的——就是大英帝国的那个——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
紧接着，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
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在1968年的5月，一场影响深远的法国五月风暴就这样爆发了……虽然看起来这场“革命”似乎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反而会危害到苏联的统治。这样的倾向似乎更多的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法国**的反对立场，可以说就是苏联的立场。
但是毫无远见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这样的做法，造成的影响很严重，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运动在西欧的发展一度陷入了低潮……毫无知觉的勃列日涅夫正在忧心忡忡的想到如果法国真的发生了异常巨变将会怎么样。
而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也在紧张的工作。
克格勃的资料最近越来越多，全世界都在发生着大事件，就算是克格勃，也有些手忙脚乱。
这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已经混乱了。
“一团乱麻！”
就连兢兢业业的安德罗波夫都在开始抱怨，由此可见，克格勃里面的其他同志是什么想法。
自从安德罗波夫开始掌管克格勃以来，这个组织就成为了整个苏联内部效率最高的部门，但也正因为如此，有些时候，他们可以说是忙得团团转……这个时候，苏联国内倒是有些颇为平静的感觉——但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奏罢了，等到下半年，苏联也会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不过要说眼下的局势，最混乱的无疑还是法国。
5月2日，南特莱学院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学院，并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
法国**领导人马歇则谴责学生，他说：“南特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
正因为如此，法国青年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共.产党”，完全是不抱什么期望的。而这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远东的那个国家，于是，学生们开始穿着军大衣，手持红宝书，然后举着毛主.席的画像走上了街头……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六百个学生被抓。
于是，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当时报刊称“几分钟内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
随后，学生走上街头，整个巴黎变成了战场。巴黎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镇压学生，学生焚烧汽车、投掷石头回击警察。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校。外省大学生纷纷起来声援他们的巴黎同学。
法国作家、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娃等人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支持学生。
5月10日，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筑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巴黎30个高等院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所高校被学生占领。工会联盟号如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萨特、列斐弗尔、高兹等著名左派又发表宣言，指出学生运动要求的不仅是改革大学制度，而且是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