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舒服的大道坦途不去走，偏要自讨苦吃，像邢正义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傻。
但更傻的还得数他的母亲，居然也支持儿子这样做。
这母子俩的表态可真是让刘家人无话可说。
但无论再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不佩服。
因为谁都清楚，对于国家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傻子多一点，恐怕才是最有益的。
只是让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是，现实却是极为有限的优势资源往往只被一些“会算计”的“聪明人”占有。
像邢正义这样的人，哪怕今后劳苦功高，也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反过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尽风头，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聪明人”，却从来不懂得为此感激祖国，珍惜机会。
越是轻易的得到，他们越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
甚至还会埋怨生活给予的太晚了，给的太少了。
比如说，在遥远的法国巴黎，来自国内的首批“天之骄子”们，在自发性的聚在一起过除夕的这一晚。
明明是应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却被某些人给变成了“自己挤兑自己”大放厥词的场合。
当时在身临其境的人眼中，聚会场景是这样的。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卡地亚”、“元帅”、“圣罗兰”这些法国牌子的烟雾融为一体，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屋里的那些人呢，还在众星捧月的围着大沙发中间的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而作为焦点，这个女人的模样确实很漂亮，只可惜太做作了点。
她非得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披着一个大披肩，而且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又学着“赫本”在《蒂凡尼早餐》里的样子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派头下，她高谈阔论的声音和动作是那么张扬，内容也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这人说话一向反对夸张，过去对此不是太相信的。但现在真正来了，才知道此言一点不虚。”
“没法儿形容，我没觉得呀，也就那么回事吧。至于吗？”有人质疑了。
但女人仍旧言之凿凿。
“怎么不至于？我看是你缺乏观察力。不说别的，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整个巴黎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这是花园城市，有名的。”
这番话让对方折服了。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也同样很震撼。咱们国内的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别提国内，那怎么比啊？就拿京城来说，这么多年才建了几栋新楼啊？除了故宫，不就一条长安街还有点模样吗？你们想想看，咱们出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京城是什么样？那简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灰房顶，灰马路，街上又有几辆汽车？可这还算好的呢，毕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烂烂的。”
这番话不禁又引起了几声共鸣，不过也仍然人忍不住为此辩解。
“话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这不是那特殊时期人为原因造成的么？”
女人却鼻子一哼，轻蔑地说，“怎么老提这个啊，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我就不服这个说法。想想看，难道垃圾随手扔，随地吐痰，墙角小便，买东西加塞，也是‘四个人’的错？这不是从解放前，我们就屡禁不止的顽症吗？”
有人犹豫了。
“那……那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满的态度讽刺道。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的国民素质差！因为华人的劣根性！哼，你们瞧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无数，质量还顶好，咱们呢？不说盖大楼了，就连一条地下管道，也能修个俩三月。我们‘总政大院’就是，从十月开始到我出国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切，越穷越懒，没治！”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说吧，我小时候可是个好学生，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可我原来以为只有咱们有拖拉机，才有那霓虹灯，只有我们共和国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没想到现在才发现，人家比咱们富多了！人家的素质也比咱们高多了！”
这些话因为说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觉得不免有点过了。
有的人就又说，“你也不要这么绝对，这可就容易片面了。咱们是社会主义，这里毕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嘛。何况咱们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发展多少年了？要追上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