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改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此时的京城，虽然街道上的色彩仍然单调灰暗，街头还是一片单调的蓝绿色人流。每天清晨，自行车流照样如潮水一般淹没街道，哪怕宽阔的“长安街”上机动车数量也屈指可数。
但敏感的人们似乎能够察觉，周围的气氛正在发生着变化。在车轮和步伐的匆忙中，蕴涵着这座城市的振奋和生气。
事实也正是如此。
比如《京城晚报》的复刊发行和讽刺画在报纸刊物上的盛行。比如《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十月》等一流刊物发行量激增。比如陆续发表的新视角的作品如《陈奂生上城》、《班主任》、《第二次握手》、《人到中年》等引起人们心灵的强烈震撼。
这都标志着艺术创作已全面从“高、大、全”的艺术魔棒下走出来，开始关注最广大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再比如“京城饭店”里的客人已是两年前的四倍。比如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及配套工程的建成并正式启用。比如国家上层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在扩权企业中开始试行。
这些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也是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实际改变。
还有继西单、王府井之后，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东单、建国门、公主坟、前门、重文门、鼓楼、西四、新街口、大北窑等繁华路段出现的巨幅户外广告。
那完全以一种毫不在意争议的势态，就把诸如“味道好极了”或“国内首创，驰名中外”这样代表着新式生活方式的商品信息带到了人们眼前。
相反的，在狂热年代里，那些原有占据主要街头的领袖画像和标语牌、语录墙乃至“民主墙”却都一一消失了，成了被时代遗弃在身后的尘埃。而被赋予浓重政治色彩的地名和标志也纷纷改回以前的老地名，老字号。
“反帝路”恢复为“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也由“反修路”改回原来的名字。“东风市场”改回东安市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生活即将全面回归常态，并且越来越积极的信号。其中的每一点变化，都让京城的老百姓们感到亲切和兴奋。
至于洪衍武，他从“沪海”回京后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刚进家门的时候，他是形容枯槁，神情灰败的。只要是认识他的人，见到他这幅样子都会大吃一惊。这自然是把他的家里人也急坏了。
于是在他简单介绍了下情况，说了句“抱歉，让大家跟着担心了”和“没找着人，我得等她回来”之后，洪家人再不敢提及“糖心儿”只字片语。
哪怕大家伙对这件事的始末究竟和洪衍武的“沪海”之行有再大的好奇和疑问，也统统生憋在了肚子里。
父母没给洪衍武一句责备，都怕勾起他心里的苦水。亲人们对他的回归只有“心疼”二字，反倒是鸡鸭鱼肉毫不吝惜地买回来，尽心尽力变着花样儿地给他做。
母亲王蕴琳为了滋补，给洪衍武做“醋焖肉”、“清炖鸡”。
大嫂徐曼丽为洪衍武开胃，特意托人从厂子的山西籍同事手里弄来了一些莜面，不怕麻烦地给他做“番茄烩莜面鱼”和“酸菜粉炒面”。
又因为洪衍武最爱吃韭菜馅儿，大哥洪衍争还特意跑到南郊去找老乡给他淘换回来点“韭黄”。
那是从清代以来，京郊的菜农在冬天培植的另类韭菜。要在暖洞子里以马粪土栽培，始终不见光长出来的，因此是淡黄色的，也据此而得名。
在这个只能靠白菜、土豆、萝卜度过严寒的年代里，当然是绝无仅有的鲜货，昂贵而稀少。
洪衍争花了十来块钱才弄回一小捆儿，而且是裹在自己的棉衣里揣回家的，他怕冻坏了。
最后拿这玩意包出来的“元宝馄饨”浇上鸡汤，也只尽着父母和洪衍武吃。家里其他人一口没碰，连洪钧都只有尝尝的份儿。用洪衍争自己的话说，小孩儿吃，糟践。
（注：元宝馄饨因形似元宝而得名，北方馄饨，是旗族特有食品。）
洪衍文也是一样，他从西山费尽周折弄回了一罐子老乡自制的椴树蜜，给洪衍武去心火。
洪衍茹和陈力泉则把家里的活儿都包圆了，坚决不让洪衍武动一个手指头。
就连小洪钧也长大了，知道洪衍武心里烦。只要见三叔在，绝对轻手轻脚，更不敢像以前那样缠磨他。
除了自家人的关心体贴，洪衍武那些知情的亲戚朋友们也是一样。
寿敬方一知道洪衍武回来了，当天晚上就赶过来给他号脉，开了调养的方子。
“龙口村”那边儿知道了京城这边的情况后，允泰、兆庆父子俩隔天就来了洪家。表面上是走亲戚，其实还是为了洪衍武。
允泰特意带来了个装着过冬蝈蝈儿的蝈蝈葫芦。说是刚收上来的“三河刘”的老物件，给洪衍武解闷儿。
常显璋则是特意把洪衍武叫了去，借讲书为名指点人生，赠了他一套《浮生六记》和一套《红楼梦》。
而所有洪衍武的哥们里，“大将”恐怕是最闹心的了。
这个实诚人儿亲眼见着洪衍武多么焦急地赶回京城。因为不放心，滨城的事儿办得刚差不多，十一月初就特意跑来京城一趟。可没想到这时候洪衍武去了“沪海”。
“大将”看望过洪家老少后，和杨卫帆也见了一面，因为不知道洪衍武什么时候能回来，实在怕等下去给洪家人添麻烦，便不得不带着担心回滨城去了。
后来“大将”给杨卫帆连打了一个多月长途电话，直到知道洪衍武平安到家了，至少官面儿没再找他麻烦，才算心里踏实些了。
还有杨卫帆，也很有点锲而不舍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