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欺负洪衍茹最凶的，那要属五年级的孙卫东。别看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一脸疙瘩，却总爱跟她搭讪。有时笑嘻嘻地跟她耍贫嘴，或无缘无故地挑她毛病，还指挥她干这干那。其实他最喜欢干的，就是往她身上甩鼻涕，或是掀她的衣服塞虫子青蛙什么的。越是把她吓得失魂落魄，恶心得委屈流泪，他就越开心。
可相反的，如果别的男生也这样对待她，孙卫东一看见上去就打，满是一副除暴安良的架势。这小子当初得了肺结核上学晚了两年，实则和洪衍武同岁。所以他的个头儿全校最高，没人打得过他。
当然，洪衍茹一点都不喜欢他，但她只要稍稍对孙卫东流露出了一点儿冷淡，他说翻脸就翻脸，经常会把她吓得心惊肉跳，脸色发白。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状况甚至还影响了洪衍茹和班里女生们的关系。不知为了什么，大部分的女生竟然还嫉妒她被男孩儿如此“青睐”。而当她被欺负时，大多数的女生们居然都酸溜溜说她是故意装可怜。于是整个班集体里，除了班主任马老师和邻居老苏家的闺女苏绣以外，便再也没有什么人肯保护她、同情她了，任由她成了一个人人可以欺凌的受气包。
对这个结果，洪衍茹一开始根本不敢想象，很是接受不了。但她也知道，她必须接受，因为她已经不是待在家里的那个小丫丫了，她已经四年级了，她的心里开始装东西了。
她完全明白此刻家中的处境，对父母亲人的痛楚也感同身受，她不仅不愿让家人为她平添担心，也不愿让洪衍武再像小时候打欺负她的锛儿头那样，惹出新的事端。所以，哪怕要在极度痛苦和屈辱中忍受孤独，她还是选择了一个人默默忍受。可如此一来，这个善于替他人着想的十岁小女孩，在学校的悲惨处境也就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了……
最后再来说说洪衍武和陈力泉。毫无例外，他们俩的日子也过得更不怎么地。自然，他们的悲剧同样在于丧失了陈德元的护佑。可要是细究起来，两个人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
洪衍武的情况是明摆着的。首先他的身份是人人鄙夷的“黑五类”，其次他又因行事张狂树敌无数，那么到了中学以后，他马上就被新的老师和同学打入了冷遇的另册。
而陈力泉却有点无辜。虽然他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但由于他性格木讷，不善与人打交道，照样不为老师同学所喜。更何况他还有洪衍武这个要好的“贱民”朋友，这便更让不少人把他视为怪胎，下意识的与之疏远起来。
并且渐渐的，也不知是谁从家长口中听到了些有关陈德元死因的风言风语，便开始在学校里散布小道消息，很快便把陈力泉的父亲描绘成了一个酒囊饭袋型的“贪污犯”。这件事无异于一块污泥，使得陈力泉这个纯正的工人阶级的后代，竟然也和洪衍武一样，变成了被无数人鄙夷轻蔑的对象。
另外，由于中学和小学决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环境的改变也使两个孩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艰难的困境。
平心而论，从社会整体而言，小学无论师生还是环境都要比中学温和的多。
这主要的原因还是得益于孩子们年龄都比较小，无论智力还是体力都很有限，即使是再坏再淘的学生也仅限小孩子胡闹的范畴。而无论老师或工宣队，也多是以较宽容的态度面对这些“祖国的花朵”。
因此这个地方，“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算是比较宽松。学校对家庭出身“高”的学生，除了不许加入“红小兵”和充任班干部以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歧视。这也是当初常显璋选择到小学任教的原因。
可是这种情况到了中学里却完全不一样了。
别说工宣队都是在大厂造反派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就是经过“沙里淘金”留任的老师，在政治觉悟上也保持着一种较高的警觉性。这些人在学校成天价搞“斗批改”，基本没有文化课。划分学生完全以其家庭成分为基础，对家里有问题的学生完全是一种不假颜色的苛刻态度，几乎已经把他们当作成人来对待了。
而那些中学生们呢，十几岁，正是半生不熟的岁数。说懂事吧，人情冷暖，待人接物，一个个儿的脑子里，全一锅糨子。特别是文化知识水平和道德情操最为缺乏，还不如正常年景的小学生。可要说不懂事吧，他们经过六年在小学的成长，智力体力已经开始进入突飞猛进的状态。哪怕在情商上，也懵懵懂懂地咂摸出点儿生活中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儿了。
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从幼儿园开始就会背“语录”唱“语录歌”的孩子们，对于“造反”这件事还是蛮熟悉的。虽然洪衍武入学时在校的这拨人都没能赶上最“火热”的年头，斗争经验不能与当年的“老三届”相比。可他们在每天耳濡目染下，又有家里的哥哥姐姐作为崇拜和效仿的对象，动起手来也不软。照样能把“阶级敌人”揍得爬不起来，口鼻见红。
所以当时普遍的状况，是京城的中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个充满着暴力的狼窝，中学生们尽是些已经断了奶开始嗜好血味儿的小狼。表面上，中学里到处是美人蕉、百合、月季、夹竹桃，一派和平且和谐景象。但实际上对每个男孩子来说，这里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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