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导演，是有朋友介绍给我吗？”我笑着问。黎导演也嘿嘿地笑，说没有的事，只是为谢谢我。因为方刚不在香港，我和费大宝也帮了不少忙，而且大家都是朋友，请我就等于请方刚了。
看来他还在卖关子，我和费大宝也没多想，就乘出租车前往骆克道的那家粤菜酒家，看来黎导演很喜欢在这里吃饭。这种档次的酒家，在香港也应该算是中上等了，以黎导演现在的处境，怎么消费得起呢？
在疑惑中于二楼的角落找到黎导演，他这次并没有订包间，而是散座，但有屏风隔着，是典型的广东人吃饭谈事的风格。他坐在桌中，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们，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等我俩坐下，他又递上香烟，被我推辞，而费大宝也没客气，接过来就点燃。
黎导演将服务员叫过来说可以上菜了，我笑着问：“黎导演，怎么有兴致找我们俩吃饭，是有什么喜事吗？”
黎导演哈哈一笑：“没那么复杂，不过喜事也是真有。”说完他拿出一份类似合同的东西放在桌上，我和费大宝打开看，全都是繁体字，认起来有些费劲，但还是能看出，这是电影公司与导演之间的合同，最后一页的签署日期是1997年6月份，已经是十年前的。
“什么意思？”费大宝问道。黎导演笑着说，那天晚上他刚供完古曼，也换了供品，刚上床躺下，就听到壁柜的木板发出响声，他爬起来不到两秒钟，柜子就塌掉了，里面堆了很多杂物，还有书籍、光碟和杂志等，全都压在床上。
我说：“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为了供奉古曼，你早就上床睡觉，说不定会被压伤，所以觉得这是古曼在帮你逃过一劫？”
黎导演神秘地摇摇头：“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如果不是为了让古曼远离卫生间，我也不会移床到壁柜下面，也就没有被压的危险。我在收拾那些杂物的时候，有个裂开的文件袋，里面全是当年我拍戏时的导演合同。看着这些合同，数了数大概有七八十份，我一直留着没有扔。心里很感慨，随便翻了翻，其中有份合同就是这个，里面有个条款是卖掉的电影光碟，我都有版税可分，但每五年才结算一次。现在刚好过了十年，应该分给我两笔钱，但那时候早就忘记了。我把所有的合同都翻出来，还有几份也是这样写的，都是同一家电影公司。”
费大宝连忙问：“后来去找电影公司要钱了吗？那家电影是否还在啊？”
“所以说我运气好，那间公司已经改了名字和后台老板，但账务关系也保留着。”黎导演说，“我去找新公司，老板当然不愿意，我就说要找律师跟你交涉，刚好这家公司有部新戏要上，正在两地搞宣传，可能是怕有负面影响，就答应帮我查账。查了不要紧，光从1997到2000年，那几部电影就卖了几十万张光盘，每张我能抽得两块钱，就是一百多万港币。”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和费大宝都瞪大眼睛，黎导演开心地大笑，拍拍我的肩膀：“田顾问，真要感谢方老板和你，要不是认识你们俩，我哪里有这么走运！”
菜上齐了，我和费大宝举杯庆祝黎导演终于否极泰来，他也很高兴，光自己就喝了半瓶白酒。我问他这笔钱要怎么花，是不是先换个好点儿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