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子庙沧桑
此刻，我站在贝子庙前被刻意装饰了的宽敞的广场上。艳阳斜照，游人如梭。广场两边那富有民族色彩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与庄严肃穆的庙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片空地原本商贩云集，市声鼎沸，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业区，热闹非凡。没曾想，几年时间没来这里，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真令人感叹。
在成为商业区之前，这里是主要的佛事活动场所，日本人江上波夫在他的《蒙古高原行记》里就记载过1931年在这里举行的盛大的打鬼大，即鹊玛表演，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鬼”。
再往前推呢？这里该是一块美丽宽阔的草场吧，牛羊撒欢，百灵高唱，锡林河像一条吉祥的哈达，在蓝天白云下书写着草原的美丽。据说，这片草原上开着一种黄色的小花，每到夏季，金灿灿一片，格外好看。佛教崇尚黄色，于是在确定庙址时便选择了这里，这里从此有了这座庙，同时有了“贝子庙”这一地名。庙的规模越来越大，喇嘛越来越多，来礼佛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需要消费，明智的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先是在庙旁摆移动货摊，接着建固定商铺，循序渐进，遂成街镇。形形色色的人渐渐多起来，佛门净地也就不那么清净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执掌伪蒙疆大权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发出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喇嘛可以娶妻。”好家伙，那些年轻喇嘛们立即像孙悟空摘去了紧箍咒，一下子不受约束了，纷纷建立起家庭来，庙的锐气顿减。这座庙真正遭受到灭顶之灾，还是在“文革”时期，佛像被砸毁，喇嘛被驱散，宗教活动完全停止，那些佛法无边的万能的天神原来同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三十多年来，只有那残破不堪的庙堂空对长空，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那屋顶上丛生的杂草在秋风中发出阵阵无奈的叹息。
如今，这里的晨钟暮鼓又响起来了。
先有了贝子庙，然后才有了锡林浩特。贝子庙已存在了三百多年，而改称锡林浩特不过五十余年的历史。由庙而发展成城市的例子，这里很具代表性，所以，到锡林浩特来旅游的人，都要到贝子庙来看看。我只是不知，当游客了解了贝子庙的沧桑变故后，会有何感想？
二
一个问题已经困扰的我好多年：历史上，为什么北方民族那样热衷于佛教，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单从文化遗存看，四大石窟几乎全由鲜卑拓拔氏最初开凿，辽金两代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佛塔，清代就更不用说了，遍地庙宇。
我曾经从两方面思考过，但至今仍觉得不全面。
一方面，北方民族之所以能够接受佛教，关键在于佛教自身的文化现象。在佛教传入草原之前，人们不能深刻理解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那时，人们信奉着古老的萨满教。然而，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并且崇拜多种神灵。虽然有时也设祭坛，也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只是虚妄的，神神秘秘，人们想象不出神是什么样，又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手段来降福、降罪于人类。而佛教则不同，佛教将人们想象中的神全都具体化了，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那软绵绵的诵经声能让人陷入遐想，那响亮的晨钟暮鼓能让人产生震撼。佛教的教义更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六道轮回”让人们明白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行善和作恶所带来的不同因果。爱好自由是人的本意，而“四大皆空”更加符合慢节奏的游牧生活特点。于是，他们有了向往，有了追求。他们即使自己不能到庙里去当喇嘛，也会派家庭成员代表他们去了却佛愿。
而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
辽代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辽代的皇帝不但提倡民众向佛，还经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不但优遇他们，还位以高官、封给寺庙以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还必须将半数税金交寺院，辽代的尚佛达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程度。
清代，朝廷为了鼓励蒙古族人民出家当喇嘛，免除了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差役，拨付大量国库资金兴建庙宇，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出家当喇嘛的热情。
有了统治者的强力推崇，有了民众的自愿，天时地利人和，佛教发展起来就像风中的纸鸢，自然会扶摇直上了。
三
写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历代统治者为何要大力倡导佛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