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诊室，大夫问过常志民二人，病人叫什么名字。常志民说不知道，而会急救的人也只能摇摇头，他和老王头儿家不熟，并不知晓其姓名。大夫又问起病人的病史和宿疾，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再问老头儿是怎么晕倒的，照样不知道，真真一问三不知。“你们俩送他来的，咋啥都不知道呢？”医生埋怨道。“我们……我不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地上了。”常志民解释。
此刻，二人坐在急诊室外的椅子上等待着。“你通知他的家属了？”常志民问会急救的人。“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乡亲给他报过信了，估计就在咱们把他抬上车以后吧，他说他正往这里赶呢。”常志民松了口气，瞥瞥会急救的人，犹豫一下，问：“老兄，不好意思，我对你没啥印象了。你咋认得我是常志民的？”会急救的人舔了舔嘴唇：“老实说，光凭一张脸，我也不认得你，但我……还有村里人都认得你爹老九书记呀，也听说过老九书记的儿子……就是你这个名字。”
“噢。”常志民敷衍式的一笑，心想：原来我又托了爹的福啊！这有点儿别扭，于是他岔开了话题：“请问你咋称呼啊？都是一个村的乡亲，相互不认识，要给外人笑话了。”“呵呵，我叫常春，我家住村东头。不过我也不常在村里待着，一两个星期回来一趟看看。”“这么说，只要这次这位王……你说他叫……哦，老王头儿没事，学范伟的词儿，咱们俩遇上也算是缘分了。常春大哥，你是在外头打工？”“对，跟城里的医院当护工。”“怪不得你会急救，在医院培训过吧？”“教了些基本的，巧的是最近两次回家都用上了。上次高速路堵车，拖得我后半夜才往村里赶，碰到几个记者出了车祸。这次又撞见老王头儿昏倒。唉，一回家就出事，咋搞的？”“就当开玩笑说的话，这也是缘分。记者和老王头儿，他们出事儿的时候恰好都赶上你在。多亏了你在，他们才得救了。他们很幸运，你是救星。”
这样的话很是令常春受用，他对“老九”书记儿子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嗨，到底是有文化的人，给你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这话我听着忒舒坦了。”常志民闭上眼掐掐鼻梁的穴位，说：“哎，啥文化人啊，我和大哥你一样，都是背井离乡到外头打工的。”“你可跟我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啊？表面看着穿几件花衣服，蹲个豁亮些的办公室，哼哼，那办公室就和牢房似的，待里面就是卖苦力。论起老理来，我还不如你呐，两年没回咱们村啦，父母在堂，我这是不孝啊。”
常志民的话触动了常春，二位素昧平生、身份与经历迥然相异的大羊屯爷们儿对于“家乡”与“家乡外面的世界”这两个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对立有着相似的体会。其实有此体会的岂止他二人？只不过因为缘分，他们没能如常志民与常春这般坐到一块儿聊一聊。单言大羊屯村，那些成长于乡土却选择出外务工的青壮年男女，他们的乡愁与漂泊的无奈、苦衷尽管饱含各自的滋味，若将之谱写成一首首心曲，比较他们各自的曲目，一定能找出许多共同的旋律。
“这里面忒憋得慌，出去待会儿？”常春提议道，“也能去迎一迎老王头儿的侄子。”常志民同意了：“就在门口吧，正对着护士台，有事她也找得着咱，喊咱咱也听得见。”二人走出急诊楼门口，常春摸出一包香烟，递向常志民：“来一根？”“谢了，我不抽烟。另外……医院不让抽烟吧？”“嘿，我自己倒忘了。”常春自嘲着把烟收回去，“你也觉得在外头干活儿太累，是吗？”“是啊。不过干我们这行，身体不是太累，主要累的是这地方。”常志民指指心口。“能想象到。”常春的手揣在兜里攥着烟盒，“我呢，说不清哪里累，总之就是太累。所以我盘算着，再过两年就不在外头干了。”“不在外头干？你要回大羊屯？”“要是你爹老九书记的这个项目能成，我也情愿回村种树，说惨些，同样是养家糊口嘛。”
常春天生勤劳能干，脏活儿累活儿全不怕，这是大羊屯村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包括外出的打工者所共有的品质。这样的品质继承自祖辈，可以说是代代辛劳耕作于田地中的中国农民留传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来，常春和那些外出打工者可能会继续以耕种土地为生，如同他们的祖辈，然而在社会形态的剧变中，他们，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长辈和后辈，仿佛都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他们的村庄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封闭落后的孤岛。当城乡差距以一种失衡的趋势日渐扩大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低层次徘徊，他们固有的很多思想观念，而今显得迂腐、陈旧——客观视之，其中有些方面是遭到了持偏见者歧视性的描述，有些方面确实如此——而他们感受最深切也最实际的变化在于，同那些发达的地区、富裕起来的人们相比，他们发觉留守乡村的土地，坚守耕种的祖业，似乎就等于守穷。似乎令祖辈们安居乐业的田地，今时今世即使以十倍百倍辛勤努力来耕耘，也种不出富足的家境。正像“成功者”给村中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起到的示范作用那样，繁华的城市与生活宽裕的城市人群，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角度也对这些农民作出了一种示范：种地的微薄收获同城里的各类营生获得的报酬与机会相比逊色太多了。在人类最根本的物质需要的驱使之下，继承了吃苦耐劳品质的农民们纷纷弃守土地，别离了长辈和后辈，涌向了大山之外的谋生之路。这条路难测，他们既要靠自己，也要碰运气。运气稍好的，虽身不免吃苦受累，获得的收入亦能保个人衣食无忧，并结余一部分贴补家用改善生活；运气差的，纵使如卖苦力一般，却要遭到残酷的压榨，还有可能得不到任何人身保障，甚或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而即便是这样，每年春节过后，他们依然踏着坚定的脚步离开了越来越贫瘠的乡土，若是在异乡遇到了挫折，他们的首选也是换一个地方接着做异客。
“啥，我爸的项目？养家糊口？”常志民一惊。“哦，我这只是……咋说呢？啊，悲观地说，最悲观地说，结果也就是养家糊口。”看常志民一脸茫然，常春问：“你是不是不知道老九书记要搞啥项目啊？”常志民现出窘色：“是，我不太清楚，只是听我爹电话里说，他要尽全力办一件振兴咱大羊屯的大事。我没问是啥事，可琢磨着一定又费力又费心，所以回来……看看他。”他并未明说，他身为家庭成员，回来是在“又费心又费力”的时刻为自己的爹提供一些鼓励和支持，尽管这主要体现于家庭生活和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