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星期三，接到上级通知，三年级必须派出二十名学生去中心校参加考试竞赛，我和范红梅正好上三lā
中心校设在古镇上，不通马路，必须顺铁道步行七八里，二十名学生一出校门就乱糟糟的，我和范红梅像牧羊人一样，声嘶力竭的招呼着。
也许教育系统历来属于形式主义的重灾区，很多工作都是走走过场，做做面子，做给上级看，上级又做给高一级的上级看，当天的考试竞赛属于实验性质，跟教学业绩沾不上边，老师和学生都不来劲儿，时间未到，大半学生就交卷了。
考试上下午各一场，中午带着学生在古镇小吃店吃午饭，下午考试结束，还得带队回校。
回去的路上，学生闹够了，都没精打采的，我和范红梅也省事不少，走在队伍最后，踏着野草的气息，一边走一边闲聊。
既然是同事，按理，谈论的事情，一般不超出工作范围。
不过相处久了，同事无论男女，也有可能成为朋友。
谁也知道，男女朋友分两种，一种是普通朋友，无论在哪个单位都常见，另一种，属于“有点那个”的朋友，在每个单位，假如出现了后一类朋友，就可能趁人不注意，在办公室里摸一摸手心，靠一靠脚，眉来眼去，摸摸搞搞的，甚至按耐不住莫名之暗火，偷偷跑出去私会，到头来纸包不住火，制造出花边新闻，成了遭谴责和唾骂的对象。
面对一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搭档，我根本无心对彼此关系进行准确定位，她只是工作搭档，有时在学校里嬉笑打闹，不过是把她当小妹纸看待，寻开心而已。
此时学生没精力乱跑，都乖乖的走在前面，于是给了我和她独处的机会。
踏着野草的气息，肩并肩走在铁道边的山道上，旁边的悬崖下，沱江水静静的流淌着。
既然是搭档，走在半路上，我首先谈论的是本班学生，以及学校里的工作。
可是走着走着，她慢慢转移话题，以一个小姑娘的语气，回忆自己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叙述琐碎凌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像对待学生一样，尽管我心里不耐烦，还是做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听她没完没了的倾述。
走着，叨叨不休着，她突然又转移话题，说到人的感情方面，按她的说法，有时候人的感情是没法控制的，身不由己，不知不觉就会陷入漩涡之中。
在她看来，围在身边团团转的那些男人，个个油嘴滑舌，既没有品味，又没有素养，更谈不上什么男人气，只要能找到真爱，哪怕是经历千般磨难，也无怨无悔。
女同事向男同事吐露心中的感情私密，必然热乎得过了头，就算我反应再迟钝，也感觉到她的另一层深意，于是心念急转，很快组织语言驳斥她的观点，却又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她的至尊。
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今记不太清了，我好像说过，人有时候的确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不过，人又是理性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必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家庭负责。
也不知是如何抛出这套说辞的，总之我当时有些道貌岸然，完全不像办公室里跟着疯闹的大哥哥了。
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办公室，见她样子大变，换上了平日不爱穿的黑色服饰，刚在理发店做好的新潮发型，突然故意弄得很乱，草草的在脑后扎了一条马尾巴，脸色也不太好看，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办公室里，好姐妹们当然察觉到异常，问她是否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她却沉默不语。
几天过去，她终于恢复正常，换上靓丽的时装，恢复了一脸灿烂的笑容。
一学期过去，因为她是关系户，也许家里对“上面”打点了下，下一期很快被调到条件更好的县城附近，她和我之间的那点小小曲折，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永远捂在彼此心底，直到多年后成为一种尘封的记忆。
她走了，最希望她走人、暗中松了一口大气的，竟然是刘玉芳。
范红梅和我搭档的一学期里，也不知是谁向外面传出了风声，说我和她搞得很火热，这话居然传到了刘玉芳的耳里。
曾有一天，中午放学，我回家，范红梅上街买东西，我们走在一起，到了农民街，走着走着，她的手突然搭在了我肩上，而这一幕恰好被刘玉芳见到了。
回家做饭，在厨房里，刘玉芳双眼冒火，并非凶光，而是燃烧的嫉火，咬牙切齿的追问，范红梅的手为什么可以随便搭在我肩上。
俗话说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我若无其事的笑着，反复解释，我和她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