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年，带着几分对我们小两口以及林紫丹的牵挂，父母终于登上了飞往广州的客机。
两老走了，农民街的小家成了标准的三口之家，可这个三口之家是不完整的，按刘玉芳的话说，家里有两个半人，林紫丹只能算半个。
由于我是独子，从小受父母看重，管教和约束也太多，他们走后，我和刘玉芳暂时有了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可是轻松的心情仅维持了几天，没有父母的干涉和主持公道，这个小家反倒更加糟糕，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之中，我和刘玉芳又开始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
吵架的开头，往往是从她的脏话开始的，稍稍不顺心，她就脱口而出：你妈的x。
我是人民教师，还算文明一点，忍气吞声的反问道：你骂谁？我得罪了你，我妈却没得罪你哦。
她咬咬牙，恨恨的继续骂道：就骂你，又怎样？你这个猪脑水，死猪，不中用的东西，除了教书，家里什么事也管不了，连灯线坏了也接不了，就凭你那点工资，能供养我和林紫丹吗？
我提高声音回敬道：你当初不是说看在我拿国家工资的份上才嫁给我吗？喜欢有钱人随时出去找，绝不干涉，说我接不了灯线，我又不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干，要么你去嫁给一位电工吧。
她立即反驳：老子既然嫁给你，就要赖在你家里不走，又怎样？想把老子撵出去，没门。
家里有个残疾孩子，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们脸上笑容很少，更多的时候是阴间多云。
于是父母走后的一年多里，小家几乎变得暗无天日。
此时，好像所有事情都朝着不利的方面发展，潮流变化实在太快，有了录像带和放像机，读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街坊邻居越来越少，租书生意一落千丈，到后来不得不关门大吉。
关门前几天，我们在铺子门上贴出广告，廉价处理小说，一元钱一本，甚至五毛钱一本，一两千本旧书，卖出还不到一半，剩下的只得堆在二楼的阁楼上。
没了事做，刘玉芳脾气反而越来越暴躁，往往会因为一件小事就冲着我破口大骂，这种攻击，让我防不胜防。
吵架，一是因为钱，说我乱花钱，或是打牌输了钱，另一主要原因，是她太爱整洁，对居室苛求完美，可以说有点洁癖，而我随意惯了，把卧房弄得又脏又乱，一个不停的破坏，一个不停的收拾，于是吵闹不断。
在孩子出生前，吵架往往吵过就算了，相视一笑，又和好如初，到这时家中有了个残疾孩子，用外人的话说，长大后完全没有用的，于是俩人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中，对骂的言语越来越恶毒，每次和好的时间也越来越延后了。
林紫丹白天还没事，捆在竹椅上，坐在门边，面带微笑，好奇的观察着这个世界，观察着路过农民街的每个人，而到了晚上，浑身肌肉紧绷绷的，无论怎么睡下去，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夜夜哭闹。
我白天要上课，夜里哄孩子睡觉的任务，自然落在刘玉芳身上，为此，她长期睡眠很差，人很快变得又黑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在我眼里，她再也不是那个在庄稼地里挖红苕的那个气色绝佳的乡下姑娘了，而是一位既凶悍、又丑陋的乡下妇人，凶悍得不可理喻，丑陋得不忍卒看。
按理，父母走了，家中没有老人碍着，加上生了孩子，完成了既定任务，刘玉芳安了个保险的环环，夫妻生活应该轻松愉快才是，此时却反而变得更糟，很多时候，双方都没了性趣。
入睡前，一拍即合的机会越来越少，就算双方都有些按耐不住，躺在床上，熄灯后想要干点什么，轻轻一动，就把林紫丹惊醒了，不得不停下来，由她哄着，拍着，耐心的等孩子睡去，然后继续，当床上有了轻微的震荡，林紫丹又哇哇哇哭闹起来，再次停下俩人的活动，哄孩子睡觉，如此反复。
不知不觉，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像翻开的课本，摁住一角，让书页轻轻弹起，一页页的叠在已经读过的那一边。
秋去，冬至，冬去，春来。
正如《骆驼祥子》里所言，有人喜欢春，有人却怕目睹春天的姹紫嫣红。
父母走后的第一个春天，家乡的桃花开了，梨花开了，夜深人静，月色如银，当刘玉芳和林紫丹沉沉睡去，我经常会翻身爬起，站在窗前，深深呼吸着扑鼻而来的油菜花清香，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