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年过而立，妻子周氏貌美贤惠，膝下一子，名唤灵儿，全家靠耕种此十亩良田度日，此次疏浚工程因距河较远，不在征田之列。正庆幸之时，官差至，声称工程需要，再征用其田。闻此讯，刘显急至征地署，求另拨十亩更之，吴伯成谄笑曰：“现河沿岭上有十亩划于汝，可耕之。”岭上乃沙坡陋地，寸草不生，如何耕种？刘显当即否之，戴顺烦曰：“汝若不愿易之，可给汝纹银二十两，弃农经商，以谋生计。”刘显闻罢，二十两纹银安能经商度日？遂否之。吴伯成喝曰：“大胆！汝左不允右不愿，分明对抗朝廷之疏浚也！将汝田地没收充公，若不服，锁之入牢！”众衙役吆喝上前，欲锁之，刘显惶恐不敢辩，众衙役将其逐出署衙。
刘显归，行至河边，见走投无路，一家从此无了生计，一气之下，投河自溺。其妻闻噩耗，恸哭不止。当晚，费宥至刘家，假意安抚，其对周氏早垂涎，其兽欲发，关门闭户，欲非礼而劝曰：“汝夫已亡，地亦无，不如从吾，吾养汝母子以度日。”周氏见无力反抗，推辞曰：“吾夫亡，丧事于身，此时行交不吉，待日后行之可否？”费宥暗思：汝孤儿寡母难逃吾手，暂避邪气以求安稳，待日后行之耳。”
次日晨，被逼无路之周氏将儿托管于外村姐夫。奔至河沿，哀呼：“吾夫慢行，愚妻随往矣！”亦纵身跳入河中，自溺而亡。
父母双亡之灵儿，悲痛欲绝，欲伸冤报仇。其逃出姨家，至城隍庙，击鼓鸣冤，路人皆惊奇，误以为灵儿患精神病矣。一老乞丐告知曰：“欲为汝父母鸣冤告状，应去府衙，只有亡后成鬼，方来城隍庙告状，汝愚也。”
灵儿遂往府衙，击鼓告状，守门衙役见之，吼曰：“汝小小顽童，竟敢胡闹，骚扰衙门，找打！”遂挥棍驱之。灵儿无法，老乞丐复告知曰：“汝于大街等待，当知府大人乘轿过之，汝可拦轿鸣冤告状也。”
恰匡士伦乘轿往隆兴寺，灵儿见之，跪倒大街中，拦轿鸣冤，然匡士伦无动于衷，命差役驱之。灵儿见伸冤无望，至河边，忆起老乞丐之言，亡后成鬼即可告状于城隍庙，其毫不犹豫跳入河内，亦自溺矣！
调查诸衙役明此内情，晚归府衙，至后堂禀告知府。匡士伦闻罢，大惊失色，此三条人命出于疏浚工程之中，吾何言以对？待明日禀告总督赵大人，任其处之！诸衙役退下，匡士伦心慌意乱，突觉头晕身软，瘫于座椅之上，迷糊之中，见俩青面獠牙之小鬼进屋，不由分说，铁链咣当套之，拉其出屋，直奔城隍庙公堂。至阴森公堂，火光之下，众鬼役侧立两旁，见公堂之上跪有三者，乃吴伯成戴顺与一贼眉鼠眼之中年男子，公堂另一侧站有三者，乃告状之男童与其父母。城隍爷双目如炬，面若寒霜，一拍惊堂木，声如洪钟，将费宥趁疏浚滹沱河之机，贿赂县府吴伯成与戴顺，以征田修河为名，霸占刘家良田，逼死刘家三口之事实详述之。跪三者伏地认罪，逐一画押。城隍爷判费宥车裂，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得超生，判吴伯成与戴顺以权谋利，贪赃枉法，逼死刘家三条人命，理应抵命，罚此二官员恶疮烂肺穿心之刑。城隍爷判毕，诸鬼役执刑，先将费宥绑至一转盘之上，转动转盘，吱吱作响，将费宥撕成数瓣，内脏尽流出。后将吴伯成与戴顺官服剥下，端烧旺之炭盆于堂上，用钳夹烧红之炭戳吴戴之腹，其痛叫凄厉，面目扭曲，烧焦之味刺鼻难闻。匡士伦视之，心胆俱裂，毛骨悚然，城隍爷拍案谓其曰：“匡大人，此案汝已明之，汝平日若严加管束下属，清正廉明于政，体恤民情，则此冤案安能出矣，童子刘灵儿拦轿告状，汝置之不理，此渎职之罪也，刘灵儿因汝之过而亡，汝该当何罪？”匡士伦魂飞魄散，大叫一声，轰然惊醒，其已冷汗湿官袍，浑身战栗，瘫软于椅，小便失禁矣。
熬至天明，差人急报，言吴伯成与戴顺一夜之间，皆胸口疼痛难忍，暴病身亡！又有差人来报，言河湾村昨夜出奇闻，村民费宥雇工灌溉农田，其夜视查，忽一阵大风刮至，将其刮入水洼，被旋转之水车绞身，腹裂而亡！匡士伦闻罢，与昨夜阴间所见相似，其呆若木鸡，半晌无语矣。
数日后，疏浚竣工。匡士伦至督查处，向赵仲之述职后，脱掉官服，呈上辞官信。返家，辞别众家人，走进隆兴寺，认错服输，请惠深为其剃度，削发为僧，皈依佛门永无怨也。
总督赵仲之叹曰：“吁！三条人命案出于疏浚，乃吾督查不力，吾亦有过也。若吾等为官勤政，清正廉明，焉有童子告状乎？悲夫！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