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实在不好回答，只好说：“可以算是吧，至少目前没人对它有明确的所有权。”
“如果可以，能不能捐给我们厂的资料馆？放在私人手里，保存不下来，可惜了，走，我带你们去看看。”说着，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放映厅。
胶片的修复远没有我想象的好，中间有很多中断，也有不少损坏的无法修复的地方，变成了灰黑色的一片。而且没有声音，全部黑白。整部片子大约一小时长，但我真的看了进去，却发现它无比的震撼，当然对于程曼琳也是如此，放映厅里除了放映机转动的轻响，再无其他任何的声音。
这片子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是一个电影剧组完成一部电影的过程。在我那朋友看来，这片子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拍摄技术和剧组的运行方式，无疑有很强的文献价值，但在我和程曼琳看来，意义则完全不同。
片子的拍摄地点明显就是红楼，只不过那时的红楼没有现在的沧桑感，而充满了奢华的贵气。片子里的拍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连搭建的布景，都与我们现在在红楼搭的非常类似。我数了一下片中的主要角色，竟然与我们的本子一般无二，再往下看，纪录片记录了几个拍摄的片段，从故事上推测，应该也与我们的本子很接近。
吴摄影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位，而那几个机位总引起镇魂铃的共振，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而纪录片里恰好拍摄了剧组架设机位的过程和位置，我仔细辨认了一下，正是吴摄影最终确认的机位。当然，受制于场地条件，导演和摄影师也许会英雄所见略同，但每一个机位都一致，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程曼琳的关注点显然和我不同，但看着看着，她忽然情不自禁的尖叫了一声。
在我耳边，程曼琳低声问道，“常叔，刚才拍的那一段你注意没有？剧组的道具在用木头雕刻一个木制的人手，一个很苍老的老人的人手，然后把它安在了二楼的一扇门上。这个人手，小叶给我说过，她在拍摄中出现过幻觉，觉得门把手变成一只真的手，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我转过身，请我那朋友把胶片倒回去，仔细又看了一遍。人手的雕刻，上色，安装在门上，拍的非常仔细，没漏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一个叼着烟斗的消瘦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指导着安放机位，又给一个女演员讲着如何去摸那个把手。我忽然想起，高主编曾说过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一个剧组的演员，而剧组里的导演似乎就是这个叼烟斗的中年人。
我凑到荧幕前，对着画面又仔细端详起来。我那朋友在我身后，缓缓地说道：“老常，这个叼烟斗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就是徐维邦了。你不太了解电影史，徐维邦这个导演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恐怖电影的先河，他的《夜半歌声》据说当年在北平、上海放映时，万人空巷，还吓死过人。”
朋友把放映暂停下来，定格在徐维邦的画面上。程曼琳缓缓地站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银幕，缓缓地说道：“徐维邦导演我知道，解放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还拍了几部电影，对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是出了车祸去世了，好像不到六十岁。”
朋友叹了口气，接着说：“程小姐说的很对，徐导是画家出身，刘海粟的得意弟子，半路出家搞的电影，所以他的画面构图、灯光都非常讲究，喜欢用非常冷的色调，他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好像中国的影院设置观众入场年龄，也是从徐导开始的。其实他的电影表面是恐怖片，但本质上非常有人文的情怀，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歌颂是他一生的主题。”
“那你是否知道他们在红楼拍的是什么电影？好像这部电影并没有拍完？”我接着他的话问了一句。
“具体是哪部电影就不知道了，但肯定没有拍完，徐导的作品年表里没有这一部。但你看片子里的摄像机上有个天马的标志，我知道徐导在上海的公司就叫天马，这可能是天马的最后一部电影，当然，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部没有拍完的电影，导致了天马的破产。”
听了朋友的讲述，联想起之前高主编对红楼的考证，看来一切都得到了印证，也许困在红楼里的剧组最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死的市井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了。
（作环舞者宫室皆转，瞰回流者头目自旋。非宫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回流之，改变也，则人自变之。是故粉巾为兔，乐石为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图脸画眉，而人不知。唯清静者，物不能欺。--《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