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澜的点儿背是一种荡气回肠的背，刻骨铭心的背，惊天地泣鬼神的背。那天一小时干了一瓶二锅头后，吴澜就去了公共厕所，可一直到我们都高了，也没见他回来。以为他先回院子了，没当回事儿，可等我们回去一看，院儿里没人，才开始四处找他。转了一圈，也没瞧着人，直到在胡同口碰上这片儿居委会的齐奶奶找我们，才知道吴澜倒在了离厕所不远的小胡同里。我们赶去时，吴澜的衣服，钱包，新买的呼机全被人扒走了，只剩条内裤，蜷在墙根下，昏睡不醒，我们要晚来一会儿，估计就冻过去了。七手八脚把他弄回小院，吴澜足足睡了两天。回到学校，他大病一场，床上还念叼系里的女神，过了两天，病好了些，也不下楼，就倚在床上，看着窗外的落叶发呆。哪曾想病还没走，院里的处分通知来了，破坏校产，搔扰同学，顶撞师长，开除离校。谁又能想到，川香的那顿饭竟成了吴澜的践行饭，而他也没与我们道别，匆匆回了老家。
本以为吴澜的离去，他的故事便可以告一段落，但那余音竟像冬日的谜雾，经久不散。大约九六年春节前，我和晁与世杰分道扬镳，从甜水园搬走，去了团结湖。忽然接到传呼，打过电话去，竟是齐奶奶。
齐奶奶住在甜水园小院南面一条胡同，这片儿的居委会主任。六十几岁年纪，身子骨很硬实，手快脚快，人也热心。但那会儿工艺美院的学生留长发，踏军靴，穿破牛仔裤，不象好人，再加上进院儿那帮二渠道书商素质低劣，齐奶奶便总一幅看贼的眼光看我。特别是我扔了那口缸之后，便让她盯上了，隔三差五就找个缘由，来院里看看。
但那时我有个优点，没事儿爱聊天，从七八岁的娃娃到七八十的大爷大妈，没我不能聊的，而那不耻下问的劲头很讨喜。齐奶奶老伴儿去世早，儿子老上夜班，白天没人外头转悠时，我也就常和她闲聊逗闷儿。一来二去，齐奶奶成见没了，看我们人踏实，画也不错，还热心起我们的创业生活，没事儿就去金台路市场书商那，义务帮我们催催稿费。对我来说捎带脚的好处是我可以常去南面蹭饭。
齐奶奶的电话我本以为是离的久了，想找我说说话，可仔细一听，心凉了半截。那小院儿的滴滴声不是幻觉，问题被朝阳群众给纠出来了。
我赶到齐奶奶家已是傍晚，进屋还没打招呼，齐奶奶已经发话了，“杰子，你没干什么伤天害理儿的事儿吧？干嘛把呼机埋院儿里？“说着，从桌上递过一个满是泥巴，已有了些锈迹的寻呼机。看上去，确实像吴澜丢的第一个，呼机扣上有串钥匙，又笨又粗的，不正是学校的教室钥匙吗？我没有回答齐奶奶的问话，匆忙把自己呼机上的电池抠下来，安进了那个呼机里，开机，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