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听了各县市有关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汇报，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好像都是面面俱到、满团花锦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泛泛而谈，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质上。”
吴永成阴沉着脸扫视了台下各县市的县委。
台下坐着的各县市领导们听到吴永成这么毫不留情的话，不禁面面相觑——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年轻的地委书记，在这么大的场合下，言语尖利地扫了这么多人的面子。
俗话说：“罚不及众”，而这位颇讲究领导艺术的吴书记，这么干不是打击了一大片了吗？！这可与他平时的工作作风一点也不相符的呀？！今天的吴书记这是怎么了？！别又是什么人惹得他不高兴了吧！
此时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也是吴永成从香港归来之后、与文丽分开的第五天。
自从吴永成坦率地与文丽.交代了冯霞之事，他的心里就做好了应付最糟糕结局的打算，但事情的展，恰恰和他的预计相反——文丽暴怒之后，并没有立即与他分手，而是采取了冷战的策略，把自己的工作关系调回了北京，而剩下吴永成一个人坚守在桓毕地区的岗位上。
至于吴永成所提出的离婚，文丽.明确表示坚决不同意，用她的原话说：就是耗也要耗死他们这对狗男女！
不过，文丽最后还给吴永成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如果再让他获悉吴永成有类似行为的话，新账旧账一起算毫不客气——至于这次她是否打算原谅吴永成，或者说准备怎么收拾他，那倒是根本就没有提起，估计也是过一段时间想好再说吧！
本来吴永成就打算破罐子破摔了，现在得到了缓.期执行的判决，心里也算是得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至于以后他和文丽该怎么相处，这也是他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与冯霞破镜重圆那是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他已经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了，他不准备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又不是yin棍一根，更不是心理变态，哪能专门干这种畸形的事情呢？！
为了填补这段时间心里的烦躁，吴永成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以此来弥补回到家里面对那么大一个房子的那种空虚。
于是乎吴永成据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大问题上了。
无论是吴永成.前世的工作经历，还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所见所闻，他知道农民负担这个问题不仅是目前国内的一个大难题，而且在十几年之后，同样是一项相当棘手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当然了，吴永成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心血来潮想到要拿这个问题来开刀的。
早在他来到桓毕地区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为今天的这个工作做一些准备了，其中包括大规模地进行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壮大各县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此之前的时候，吴永成就收集了不少的有关资料，对农民负担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从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负担这种现象最早出现于一九八五年，这一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尴尬局面，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诞生。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才采取过不少措施，早在一九八五年这一年的十月，就下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
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随着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更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
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o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而这十几年中，随着改革进程的收入，农民负担也随之经历过了两个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
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